“让每个孩子、孕妇都能得到国家提供的生育服务”

杨凡表示，在我国，原先的生育登记制度附加有生育审批功能，即存在一些限制性的条件，例如是否结婚、生育数量等。而四川以及之前其他省份出台的相关政策，把生育审批功能剥离开，让生育登记制度回归到本位，即为群众提供优质的生育服务，为人口统计提供重要的数据来源。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华对观察者网指出，从国家层面来说，生育登记是强化人口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基层服务管理水平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全面三孩生育政策的一项具体配套措施。通过简化生育登记的手续，落实优化生育政策，更平等地对待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让他们享有同样的社会权利，同时也能够更精准地对出生人口进行监测。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杨菊华表示，在我国，即使是非婚生子女也享有户籍登记等基本权利，但在一些地方性的实际操作中，非婚生子女还是会遇到一些瓶颈，“四川等地明确规定凡是生育子女的公民，可以不以婚姻为前提进行生育登记，这也是为非婚生子女提供了更强的保障。”

“国家并不提倡非婚生子，但是非婚生子女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他们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李芬芳说。

她指出，类似政策的试点确实放开了很多限制，是生育审批制向生育登记制的逐步转化，同时是各地政府在释放生育的积极信号，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这一改变给予了未婚女性生育的自主性，让她们也可以平等地享受国家的生育利好政策。”

杨凡也认为，四川等地生育登记制度的改变，客观上保障了单身母亲的权益，“这是一种基于结果的托底性政策，保证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其应有的公民权益，对每个孩子、每个孕妇都是平等的、普惠的，让他们都能得到国家提供的生育服务。”

2015年12月26日，江苏省南京市，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带着孩子玩耍  图源：澎湃影像平台

真能导致“私生子”增多、挑战婚姻稳定性？

在杨菊华看来，不强调以婚姻作为前提，可能为非婚生育提供了一些便利，但这是否会导致非婚生育大幅增加，还要看整个社会的接受程度以及法律的制约。

“西方一些国家的非婚生育率确实很高，但在整个儒家文化圈，至少从目前来看，包括新加坡、日本、韩国、我国港台地区，即使没有生育登记方面的婚姻限制，其非婚生育率也非常低。这背后，传统文化观念起到了制约因素。”

据经合组织（OECD）数据，2016年经合组织国家中未婚、非婚生育率平均值为40.3%，参与排名的韩国（1.9%）、日本（2.3%）位列倒数一、二位。

杨凡表示，政策的初衷肯定不是为了鼓励未婚先孕、非婚生子，“生育登记是一种托底性的政策，不是引导性政策，它是为了保障公民能够享有平等的公民权益，保障每个孩子和孕妇都能够得到生育服务，不是为了鼓励大家不结婚就生孩子。”

在她看来，未婚先孕、未婚生子这类现象本就无法依靠生育登记制度来解决，“更重要的是依靠法律对相关行为、产业的规范，对夫妻双方权益的保障，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整体舆论环境的引导。”

简化生育登记要求，是否会如很多网友猜测的那样，挑战社会婚姻制度的稳定性？

李芬芳认为，生育和结婚是两个问题。从法律角度而言，插足婚姻的第三者和非婚生子女在婚姻或继承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并不会因为生育登记制度的放开而有实质上的改变，“我认为，生育登记放开限制这件事本身，并不足以对婚姻制度形成威胁。”

“从生育登记放开限制的试点来看，政策已经逐步将非婚生育的女性纳入到平等的生育福利政策之下，让每一个母亲都能享受同等的普惠政策。这是出于对‘母亲’的保护，但并不代表非婚生育的女性也因此享有‘妻子’或‘配偶’的夫妻权利。”

李芬芳表示，即便将来未婚先孕、非婚生子的现象增多，“与其说是新规导致的，不如说是新时代下很多女性的思想都已经发生了新的转变。政策的放开只是对这些新思想的包容和接纳，更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严峻挑战而作出的改变。”

她提醒道，如果男女双方选择不缔结婚姻关系生育子女，虽然可以免除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中规定的权利义务，但不能免除双方共同抚养子女的责任，“生育登记取消结婚的限制是给了父母选择婚姻与否的自由，而非是否抚养孩子的自由。”

2020年4月7日，在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医院妇产科产房，一名助产士正在观看怀抱中刚出生的婴儿  图源：澎湃影像平台

至于代孕，这一直是我国禁止的违法行为。根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试管婴儿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我国明令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及胚胎。

李芬芳表示：“对于代孕黑产业，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法律严格监管、严厉打击，但不能因噎废食。任何‘开放性’的政策都会带来更多的自由，与自由相对的就是更多的风险，但我们始终坚定地走在‘开放’的路上，即便这条路上有荆棘，我们要做的是拔除荆棘，而非止步不前。”

“不能否认一项政策的出台可能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我们要综合看待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负面影响’还是解决‘政策本身’。生育登记放开结婚这一限制，其初衷和本质都是对‘母亲’这一社会角色的照顾和关怀，母亲都是伟大的，在生育这件事上理应得到平等的对待。”李芬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