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年，邹竞在位于乌克兰肖斯卡市的苏联第三胶片厂实习时，遇到了国内派来的实习团并得知，国内第一座大型现代化胶片厂——保定电影胶片厂正在筹建，这也是被列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156项重点工程项目之一。于是在1960年完成学业回国后，邹竞毅然选择了生活条件艰苦的北方古城保定。

当时的保定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新建的电影胶片厂位于西郊杂草丛生的荒芜之地。进厂第一顿饭是用粗黑的陶瓷大碗盛着的吃起来牙碜的地瓜干和胡萝卜汤，十几个人睡大通铺，从小衣食无忧的她尝到了吃“瓜菜代”的饥饿滋味……而此时比生活条件更为艰难的是，还没有建成的胶片厂正面临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供应关键设备的困境。

来到保定电影胶片厂，邹竞被分配到刚组建的特种感光材料研究室从事军工胶片的研究，她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负责特种红外军工胶片的研制，这是国防科委下达的紧急军工任务。而此时，刚刚24岁的她面临的科研条件却是——没有资料，没有设备，实验室工作条件极差。

但邹竞硬是带着两名18岁的青年工人，在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窟的暗室中，开始了高、精、尖特种红外胶片的研制。从1960年底到1965年底，他们在短短五年内先后成功研制出当时国防军工急需的三种特种红外胶片，填补了国内空白。

从上世纪70年代起，邹竞又先后主持开发了三代乐凯彩色胶卷，使国产彩卷从无到有，质量逼近90年代初国际先进水平，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发展我国民族感光材料工业作出突出贡献。

在天津大学档案馆，邹竞院士写于1978年的两份手稿格外珍贵。在这两份名为《国外彩底发展的动向及试制Ⅲ型彩底的初步设想》和《彩底Ⅲ型试制方案》的手写稿中，邹竞详细阐释了当时国外彩色电影胶片的情况及技术发展动向，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研发构想。

在这两份手写稿中，邹竞写道：“如果我们能在最近两、三年内到1980年，拿出相当于德国伊斯曼5247-Ⅱ型彩底水平的彩底器型，就能把目前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十五到二十年的差距缩小一半，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如今，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彩色电影、彩色照片早已不陌生。但当时世界上能生产彩色胶片的只有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当时的中国，一卷小小的彩色胶卷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体系。

邹竞说：“像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绝不能长期依赖进口彩卷。我一直坚信，中国人既然能自力更生研制出原子弹、氢弹，也一定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生产出能与世界名牌相媲美的彩色胶卷。”

为了完成这份“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邹竞带领团队经过七年的科研攻关，到1985年终于研制出中国第一代国产高温快速加工彩色电影负片和民用彩色胶卷。1986年，乐凯100日光型彩色胶卷（Ⅱ）正式投入工业化生产，实现了国产彩卷零的突破，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彩色胶卷的历史。

为尽快缩小与国外名牌产品的差距，邹竞带领团队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先后研制出乐凯BR10彩卷、BR100彩卷，GBR100彩卷等。1990年第11届北京亚运会上，《人民日报》整版刊登了用该胶卷拍摄的开幕式盛况彩色照片，这是国内新闻界首次用国产彩卷拍摄大型国际体育比赛活动。

乐凯胶卷的问世并逐步在技术和效果上追平国外品牌，不仅使进口卷在中国市场上的售价明显低于其在本国和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也使彩色摄影在上世纪90年代走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寻常百姓家庭。

进入21世纪以来，邹竞开始从事新一代医用胶片研究，先后研制开发出通用型医用感绿X射线胶片、医用氦氖激光影像胶片、医用红外激光影像胶片。

数字化时代来临，邹竞教授又带领其科研团队，将研究领域从感光材料向功能薄膜材料研究领域拓展，成功地研制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透明导电膜和太阳能电池组件用背膜，并已投入产业化生产。

有感于对高端专业人才的紧迫需求，邹竞逐渐将工作重点转向新型功能薄膜材料的人才培养与技术开发，从2003年开始，她创立了天津大学印制电子材料研究方向，引领了天津大学化工学科在高端功能化学品领域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化工学科与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为突破透明导电薄膜材料、海洋防污等重大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我国功能材料领域培养、输送了大批专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