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澎湃新闻发布了一篇题为《那些走进“职场性骚扰”丛棘的女性》的文章，就近日热议的职场性侵问题采访了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

李莹代理过30余起职场性侵案件，她总结了受害人的亲身经历称，在职场性侵案件中，两者之间往往存在权力落差，这让多数女性在遭遇性侵后，面临巨大的困惑。同时，难以估量的伤害持续发生在报警维权之后：失去工作、被质疑没有马上报警、被污名个人道德存在问题……甚至被丈夫或男友问：“你为什么不拼死反抗？”

以下为文章原文：

近日，阿里一名女员工发布网贴，自述酒后遭受性侵害事件引发众议。这名员工称，7月27日，出差期间，她在酒桌上被灌酒，并遭到男商户张某猥亵，其后男领导王某文又在当夜多次进入其酒店房间，进行性侵犯。事后，她曾多次向公司反映，均未获回复。

8月14日，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发布通报，王某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8月25日，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通报，张某涉嫌强制猥亵犯罪，依法批准逮捕；9月6日，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通报，按照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王某文终止侦查，并对王某文作出治安拘留十五日的处罚决定。

至此，案件暂告一段落，但舆论的风向却发生了的变化：当通报与自述网帖有所出入，受害人遭到网友质疑，认为事件“反转”的论调频频出现。

在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看来，许多职场性侵案件的具体过程十分复杂，无法仅以“反转”概括。她见过太多女性无助又惶恐的面孔——这极有可能出现在从案发、报警、诉讼到庭审的任何一个阶段，乃至案件完结之后。

图源：视觉中国（下同）

至今，李莹代理过30余起职场性侵案件，包括山木集团总裁性侵女下属案、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春明诱奸女生案、重庆女教师被校长性骚扰案……其中，有两起恰好踩在司法进步的鼓点上：

2005年8月，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明确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当时，“性骚扰”还未被设为独立案由，李莹正在代理“北京某美术学院学生性骚扰女模特”一案，修正案通过后的第二天，她与当事人以“一般人格权”提起诉讼，顺利立案，这一案件被称为“京城第一性骚扰案”。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首次成为独立案由。恰巧，李莹代理的“成都义工明星刘某性骚扰女员工”一案，成为第一起以性骚扰为案由胜诉的案件。

李莹发现，在职场性侵案件中，两者之间往往存在权力落差，这让多数女性在遭遇性侵后，面临巨大的困惑。同时，难以估量的伤害持续发生在报警维权之后：失去工作、被质疑没有马上报警、被污名个人道德存在问题……甚至被丈夫或男友问：“你为什么不拼死反抗？”这些都是李莹代理案件中受害人的亲身经历。

2018年，李莹所在的机构曾发布一个职场性骚扰案例报告，题为“打破沉默，拒绝妥协”，希望受害女性能够站出来，但当她目睹了许多女性维权后遭遇的种种困境，不再强求，“我不会说，‘你站出来吧’，因为我知道站出来有多么难。”

多年的观察，让她意识到，职场性骚扰是洞察性别暴力的重要议题。从她的讲述中，我们或许能知晓受害者的挣扎与反抗。

【以下是与李莹的对话】

职场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和权力控制

问：什么是性骚扰，对于性骚扰的法律界定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答：《民法典》第1010条给出了定义，第一点是违背他人意愿，第二点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用语言、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实施性骚扰。

在《民法典》之前，没有对性骚扰的（明确）定义，主要是一些省市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中有界定。再往前推，法律将性骚扰看作是流氓罪，认为是（骚扰者的）个人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性别议题。所以《民法典》将性骚扰纳进来是法律的进步。

问：性骚扰的主要受害群体是女性吗？

答：我们前两年做了一个司法大数据，对已经在司法审判实践当中的性骚扰案例进行统计，（发现）提起诉讼的受害人，女性占比91%。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性骚扰看成是一种基于性别的暴力，或者是性别歧视的体现。

问：在你接手的案件中，职场性骚扰大概占到什么样的比重？为什么要重点关注职场中的性骚扰？

答：基本上公共场所的性骚扰，很少有人直接求助，因为如果她当时反映的话，就以治安管理处罚的形式处理了。反之，如果她当时没有报警的话，因为是陌生人之间，之后很难再去取证。

性骚扰案件的关注点确实在职场上，一是因为公共场所存在不确定性，骚扰者可能是以性满足为目的，正好碰到了一个姑娘，他就伸出了咸猪手，目的相对单一。但是职场性骚扰复杂一些，有的（骚扰者）是基于性的满足，但有的基于一种性不平等意识，也就是说，“我”通过性骚扰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一种歧视，你要臣服于“我”，比如说在一个环境里讲黄段子，其实表达的是对女性的某种不屑。

职场性骚扰的本质是权力控制，更多发生在上级对下级，或者老师对学生（的关系里）。受害人往往处于相对骚扰者弱势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