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是全国有名的，温州的皮鞋只能穿一个星期。有一年6月，温州一位市委副书记陪我到苍南检查工作，晚上住在苍南县委招待所，洗澡的时候大家都赤膊，我也赤膊。他看到我的皮带都钩破了，就说：“柴省长啊，你怎么这么艰苦啊，你去买一根新的嘛，我们这里的牛皮皮带很便宜的。”我说好的，吃了晚饭以后就让他陪我到苍南市场去看看，我当时也想看看市场。

到了苍南市场之后，一看市场里皮带很多啊，一条一条真漂亮。我拿了一根皮带问老板：“是真皮还是假皮？听说你们温州有假皮！”老板说：“同志你不好弄错哦，这个是真皮啊！”我说：“多少钱一条？”他说：“5块钱。”我说： “5块钱一条是真皮啊？那也不会是牛皮吧？”他说：“真皮！真牛皮！”我再反问：“猪皮吧？”他说：“绝对不是猪皮，是我们温州大批量生产的真牛皮！就是便宜。”我问温州的副书记，他说没关系，一般不会乱说的。我当下就说：“好，那我就买一条。”我把我那条破皮带拉出来扔掉，给了他5块钱。这条皮带看起来是不错。那时蔡惠明就说：“5块钱一条的黄牛皮皮带？没这么便宜吧？”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说是真的，那大概就是真的吧。”

那是6月份的事情。后来到了8月，我和省财政厅和交通厅两位女副厅长到北京出差，住在浙江驻北京办事处。8月天气很热，工作人员把我套间里的空调开得很足。刚和她们聊了两句，我就打了个喷嚏。一打喷嚏，“坏了，我的皮带断了”。8月份，穿得很单薄的，我又不好意思对着两位女副厅长说皮带断了，于是就捂着肚子说你们坐会儿，然后就往里间走去。她们大概以为我拉肚子了。我进去以后，把门一关。我把皮带拉出来一看，里面是一层马粪纸，外面用破布包起来，再用胶水粘起来，最后用塑料压起来，看起来像真皮的。哎呀，当时没办法了，皮带没有了，我就到处找。后来还好，宾馆房间的阳台上有晒衣服的塑料绳，我就把那条塑料绳解下来，权当腰带。最后我把衬衫拉到外面遮住里面的塑料绳。

副厅长她们还没走，她们以为我拉肚子了，问我是不是肚子不好。我说不是肚子不好。她们问我那为什么捂着肚子进去啊？我说是皮带断了。她们笑死了。下午只好叫我的秘书去买了条真皮带。

从北京回来之后我就发火了，我在全省打假会上叫温州表态，也把自己的遭遇给讲了。下面哈哈大笑。我说这件事是真的，不是道听途说，假冒伪劣产品竟然骗到本副省长身上来了。温州出席会议的市领导非常不好意思，第二天就专门让一个干部给我送来了一条真皮皮带，说：“这是我们书记、市长给你赔礼道歉的，请你一定要收下。”后来我也不客气，说：“收下！通过这件事，我也收下你们打假的决心。”后来温州真不错，举行了全市大动员，还把劣质的鞋、劣质的皮带、眼镜什么的在武林广场上堆了好多，当众一把火给烧掉了。

1999年12月15日，奥康董事长王振滔在杭州火烧假冒温州鞋。 资料图

后来朱镕基总理来浙江检查工作，总是跟我讲：“柴松岳，你们浙江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厉害了！一定要想办法禁止。”我说我在抓，就把我们开会动员整顿的情况跟他讲了，另外我还把我这个皮带的事情跟他讲了。他哈哈大笑，说：“你这个是报应，报应。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骗到你这个管工业的副省长身上了，你才引起重视，我过去跟你讲了几次你还不当回事。”我说：“我还是当回事的，不过这件事情让我印象太深刻了。”

后来朱总理走到哪里就把这件事情讲到哪里，不过他把这件事情讲歪了，当时我是打了个喷嚏才把皮带绷断的，他却说，温州的假冒伪劣产品到了什么程度，竟然骗到了浙江分管工业的副省长柴松岳的头上，柴松岳的皮带用了还不到一个月，他放个屁就把皮带给绷断了。大家哈哈大笑，这下子全都知道了。后来吴仪同志到浙江来，她说：“柴松岳，镕基同志老说你放了个屁就把温州的皮带绷断了。”我解释说：“不是放屁绷断的，是打喷嚏绷断的，他弄错了！”吴仪哈哈大笑说：“打喷嚏和放屁都差不多的。”我说：“你回去就跟朱镕基总理讲，说柴松岳有意见，要让他纠偏。”吴仪真给朱镕基总理讲了，朱总理就说：“纠什么偏，上面出气，下面出气，不都是一回事吗？”这都是笑话啊，我想告诉大家浙江经济发展是怎么过来的。

图为浙江宁波舟山港。 章勇涛 摄

为什么民营企业老总不能当劳模呢？

对于民营企业，虽然通过改制，产品质量有很大提高，但是大家对他们的认可还是要有个过程。1999年，评省级劳模，具体工作由省工会负责，报省政府批准。那时候我已经是浙江省省长了，等副省长叶荣宝把名单确定好送到我办公室之后，我拿起来一个个看，想：“怎么民营企业的老总一个都没有啊？” 我印象中有许多很有名的民营企业老总，像南存辉啊，胡存中啊，还有萧山的徐冠巨啊。富阳也有一位老总，名字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年长江发大水，他企业也不大，把一年大概200多万元的利润全部捐献出来用于救灾。

当时我就签了意见，我说：“荣宝同志，请你考虑一下，浙江民营经济占了那么大比例，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无论是上缴国家的税金，还是安置社会就业，民营企业都功不可没。他们为社会、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很大，特别是一批优秀民营企业家。为什么评劳模的时候，没有一个是民营经济的代表？今年请你考虑，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家要评省级劳模。”叶荣宝就去跟省总工会商量，因为具体工作是省总工会做的。他就把我的批示给省总工会的同志看，说希望有优秀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不过数量多少可以考虑，这是政府对他们的鼓舞和认可。

省总工会的同志说不行，他们说请示过全国总工会，全国都没有的，所以不能评，主要是对民营企业家的性质有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他们的性质是资本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怎么可以评劳模？这是混淆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和道德线。

当时我就发火了，我说：“民营企业家是资本家？谁给他们戴的帽子？” 他们说不管戴与不戴，本质上他们就是资本家，他们是资本所有者。当时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民营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特别是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税金，解决了大量的社会就业问题，这些都是国家现时急需解决的难题，尤其是他们生产的物质财富，客观上是为共产党执政服务。归根到底，他们是为巩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归根到底是为巩固资本主义根基服务的，这是根本区别。他们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就凭这一点，就不能把他们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家画等号。所以我还是坚持他们中的优秀民营企业家作为代表，评省级劳模。

我这番话一讲，省总工会的同志想想也不无道理，就再请示全国总工会。全国总工会回复说：“还是不能评，问题不能解决，全国都没有解决。”后来我就把这些情况和我的想法向张德江同志汇报，他说：“这不是小事，尤其对浙江来说，是很现实的问题。”德江同志很重视，召开省委书记办公会议专题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见。就这样，在浙江出现了民企老板当省级劳模。

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打破了原来的禁区，浙江是全国第一家。后来《人民日报》头版登出来《浙江省省政府决定评民营企业家劳模》。报道说，这是柴松岳省长批准的。这下全国轰动了，北京一本杂志说：“没有想到，一个省委副书记、省长理论水平这么低，把资本家算进劳动者，而且还评了劳模，混淆黑白。”“这样的人还能当省长？这样的人还能当省委副书记？这样的人在省一级领导里还不变颜色？”批得我够呛。

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柴松岳同志，知道你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你有什么话要说，我们可以为你申辩。”这使我非常感动！但是我后来想，为这种事情去申辩没什么意思。我打了个电话向他们表示感谢，我说：“我对这些攻击人的话，不在乎。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确实我工作也很忙，没时间、没精力跟他们玩这一套。”这是1999年上半年的事情，后来到了 1999年 7 月1日，江泽民同志发表“七一”讲话，我就“解放”了。

（原题《【口述历史】浙江省长打喷嚏绷断皮带 总理大笑：报应！》，王旻、严格、柴燕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