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世界报记者:

现在中国以及外国的非政府组织都对中国全国人大审议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非常关注，也有很多争议。大家都关注这部新法将给予公安部门更多监管权力。我想问的问题是现在这部法律审议的情况，将在最近决定还是在不远的将来对这部法律进行更进一步的审议和通过？

傅莹:

谢谢。关于非政府组织管理法，人大常委会去年进行了两次审议，这部法律草案的全文在网上都公布了，在广泛地征求意见，不光是征求国内方方面面的意见，因为这部法律将来的实施确实是要涉及到外国组织和个人在中国的权益，所以也注意听取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外国机构的意见。我们也组织了德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一次专门的座谈会，好像是外交部的副部长与德国的非政府组织进行座谈，交换了意见。我自己到美国访问时，听到美国有不少关于这部法律的关心和关注，我做了很多解释，同时也带回来很多建议和意见。应该说，这部法律听取各方意见的工作做得比较充分。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定哪次常委会提交审议，主要还是要梳理各方的建议、意见，把这部法律修改完善好。

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是一个很活跃的群体，数据显示，现在中国已经有7000多家，主要是在环境、科技、教育、文化等很多领域，给我们带来有益的经验，也带来了资金。我自己的家乡内蒙古有些地方沙漠化很严重，就有境外非政府组织在那里帮助治沙，而且效果也是很好的，也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外交流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

现在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规范这个领域的活动，我们需要在法律当中明确哪些行为是违法的、禁止的，主要就是要提供一个更加规范的法治环境，而不是阻止或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有益合法的活动。

你问到公安部，目前的草案中是由公安部负责这项工作的，在中国这也是中国的国情，外国人到中国来，包括记者入境、居住要办手续，都是公安部门来办的，所以由公安部门负责这项工作比较顺理成章。谢谢。

中国日报社记者:

谢谢主持人。请问发言人，我们注意到近几年全国人大在立法方面的工作做了不少，但是在监督方面，比如执法检查、专题询问，似乎都热热闹闹走过场。所以我们就想问发言人，请问人大的监督到底效果怎么样？是否会进一步通过质询来回应社会的关切？谢谢。

傅莹:

谢谢。我和中外媒体座谈时大家都比较关心人大对“一府两院”是怎么监督的？怎么能够更加有效？是不是走形式？外国记者经常问我，说中国的人大监督是不是一个形式。借你这个题讲一讲，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方式上，这些年是有很多创新的，有很多加强和努力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你提到执法检查，它一个很重要的监督形式，现在我们在监督当中把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衔接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监督链条。

通俗讲就是六步曲，第一步，要选题，要选择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国家发展当中的急事、大事、难事。第二步，进行检查，要通达执法的各个环节，要全面地了解一部法律的实施情况。第三步，要向人大常委会报告，而且报告当中不回避问题，实事求是。第四步，进行专题询问，邀请国务院的领导、部门的负责人来和人大常委会的成员面对面讨论，形成共识。第五步，解决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要求，比如改进体制机制、提出新的政策措施。第六步，我们提出之后，还要听相关部门的反馈报告，看看做得怎么样，有哪些改进。这六步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比较好、比较有效的监督链条。

去年对六部法律进行执法检查，其中有一部是职业教育法，这是关系到大量年轻人未来的就业，关系到我们国家“中国制造”水准的提高，这次执法检查是我们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同志亲自率领的，回来以后也是他本人向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专题询问时是刘延东副总理来的，还带了几位部门负责人，讨论也是比较热烈的。

这次执法检查和整个监督过程推进了很多实实在在改进的措施，我们前两天听了教育部门的反馈报告，他们认为措施非常好，我们非常关心这些措施将来能不能落地，所以还是要继续跟踪，我们讲监督没有休止符，要不断地推进下去，直到看到一个好的结果。

关于质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监督方式，也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这也是在研究探讨当中。最后想补充的是，人大监督不是走过场，我们是坚持问题导向，主要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目的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不是为了提意见而提意见，而是为了督促“一府两院”把工作做得更好，大家一起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使我们的法律能够落到实处。谢谢。

新华社记者:

我们注意到中纪委刚刚发布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珉被查，去年也是在这个发布会上说过，反腐治标有效才能治本有道。请问这一年来，全国人大在反腐治本方面是否有什么新的举措？此外，在您看来，当前的反腐是否已经到了一个节点，就是进入了一个已经建章立制的阶段？谢谢。

傅莹:

治理贪腐应该说是现代国家治理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三年来大力反腐败，我们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你刚才提到的信息，我也是早晨开预备会之前刚刚听到的。我认为这正说明反腐败没有死角，包括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只要有人大代表涉嫌违纪违法都应该面对纪律的审查或者法律的审判。

本届人大以来，到去年底，已经有43人辞职，罢免了27人。这些人不少都是因为违纪违法，被选举单位罢免，或者是本人主动向选举单位提出辞职，包括涉嫌违纪违法。国家宪法和代表法赋予全国人大代表依法享有参加行使国家权力的各项权利，同时规定必须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六次会议上强调，反腐败要标本兼治。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正是要在反腐败的治本之道上积极发挥作用，落实中央提出来的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重要任务。重点是在我们制定各项法律或修订各项法律的过程当中，要加强反腐败的内容，构建我们国家完善的反腐败法律规范体系。

2015年重点是刑法修正案（九）当中强化了反腐败的内容，今年的重点准备修订行政监察法。在国际方面，我们正在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人大常委会也已经批准了与51个国家有关刑事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另外，中国还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方，我们和其他缔约方一起加强这方面的合作。总之，这些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我们更好、更有效地开展境外追赃、追逃活动。谢谢。

俄罗斯新闻社记者:

在之前您曾发文，对中美俄的三角关系进行论述。您曾经说在中美俄的三角关系中，中俄关系是其中最为积极也是最为稳定的双边关系。几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制裁已经于2014年3月正式实施了，俄罗斯外交部也对此表明了强烈的反对态度。在您看来，今后各方应该如何做才能加强中俄之间的关系，使这个稳定的双边关系更有利于三角关系的发展？

傅莹:

感谢您注意到我的那篇文章，写那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我去美国访问时，我会走很多家智库，几乎每一家都会问中俄关系，所以我想还是写一篇文章让更多的人看到。中俄关系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俄罗斯是我们最大的邻国，我们说现在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也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形成这样的看法。

我和美国人也经常强调这一点，看中俄关系脱离不了一个基本的现实，两个重要的大邻国，我们之间能不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它关系到我们各自的根本安全利益，也关系到我们自身的发展利益。我参加过张德江委员长与俄罗斯杜马和联邦委员会主席的对话，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对话，我认为中俄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争论分歧、去辩论，也不会彼此施加压力。我们可以完全聚焦合作，就谈合作，而且也可以深度地交流思想。这是我们很大的优势，而且你刚才提到的那些问题，中俄关系不会受到外界其他因素的干扰，它会健康地发展，因为这符合我们彼此的利益。

中俄之间经济互补性很强，现在我们各自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国际形势又很复杂。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俄能够有这样深度的互信，应该说是两国之幸，所以我相信我们两国合作会继续发展，而且会给两国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好处。对世界来讲，对大国之间相处来讲，也能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北京青年报、北青网记者:

今年全面“两孩”政策已经全面落地了，我的问题是这一政策的推行是否意味着我们实行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同时，有些家庭已经执行了独生子女的政策，对他们而言，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否是不公平的？我们注意到现在社会上有学者提出，我们国家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想请问发言人，我们有什么样应对的举措？谢谢。

傅莹:

全面“二孩”政策是今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它标志着历时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人大常委会审议完投票时，我们按下绿色的键。当时很多人都是感慨万千，因为这个政策一路走来，大家都是深有体会的。一方面，它确实缓解和抑制住中国人口爆炸式增长的势头。但是另一方面，对我们个人、对家庭来讲，也是一种付出，所以现在这个调整应该是非常及时和适当的。

当然，这个政策在中国的历史上会有很深刻的脚印，我记得刚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时，国内有很多新闻报道说会不会出现“小皇帝”一代、自私自利，在座的是不是也有很多是独生子女？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成长起一代有爱心、有责任感、非常充满活力的一代，是吃饱饭的一代。这一段历史阶段，对中国来讲有它独特的意义。

当然，一个政策实行了30年，要退出，它肯定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你刚才说到公平不公平，我们在法律的修订过程当中非常注意法律和政策的衔接，我们讲“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比如原来对失独家庭，国家的关心和帮助不会改变。对原政策独生子女老年人的奖励和扶助不取消，还是有一些保障措施的。

另外，我们确实需要对加快出现的老年社会趋势有一定的考虑和准备，人大常委会去年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了执法检查，也发现不少问题。比如“空巢”、“失能”老人的照顾问题，比如跨省医疗、异地结算还面临一些困难，尤其是大量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都提上日程了。所以，在执法检查当中也提出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比如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储备。再比如能不能建立高龄补贴等。总之，社会总是在发展，我们的法律和政策都要跟上社会的需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