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方对“临时政府”的经济援助

处于困境中的临时政府，尽管自身也在不断谋求加强凝聚力，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图改变一盘散沙的状况，但经济上困境，让他们根本无法阻止有效的政府活动。不过，他们通过自己努力所策划的一次刺杀事件，不仅让国内外韩国民众重拾对临时政府的信心，也改变了中国政府的态度，为自己发展迎来转机。

当时的临时政府实际负责人金九认为，通过特务刺杀活动打破沉寂状态是吸引关注的最好办法。

1931年12月，金九和韩国爱国人士组建“韩人爱国团”反日组织，金九任团长，安恭根任参谋，专以暗杀、破坏为主要手段。次年1月，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天长节”（天皇生日）庆祝活动。“韩人爱国团”团员尹奉吉奉金九之命混入会场，投掷炸弹，炸死日军侵略上海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上海日侨协会会长河端贞次，多人重伤。事后，金九写了题为《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公开信，在上海各大报媒发表。

尹奉吉义士临行前的纪念照

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社会及国民党政府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关注。此后中国官方和民间以公开或秘密方式对临时政府给予了直接支持。

上海市商会捐助5000美金给尹奉吉的家属。宋美龄在爆炸案后向临时政府捐款十万元，东北灾民救济会捐助5000美金给上海韩国人。更为重要的是，经蒋介石批准，从1932年8月开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每月向金九拨发工作费5000元，供临时政府运作。临时政府秘书长闵石麟后来说道：“中国朝野对韩人的态度从此焕然一新，获得了极敦厚的同情。”

因这次刺杀案，日军在上海捕杀爱国团成员，临时政府被迫撤出上海开始流浪生活，先转移至杭州，在杭州仁和路44号清泰第二旅社（今群英饭店）设立临时政府办公处，后又在镇江短暂办公。卢沟桥事变后，先后迁往长沙、广州、柳州。

1939年3月，临时政府一百多人来到綦江（今重庆的綦江区），先后租用了綦江县城古南镇沱湾临江街43号、古南镇上升街陈家公馆、菜壩三台庄三处房屋，后来还占用了观音岩庙宇部分房屋。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华26年迁移路线示意图（图/抗日战争纪念网）

在綦江期间，当地县政府对韩国临时政府成员给予优待，特别批准韩侨子弟可以在綦江小学插班上学。綦江县县长李白英亲自写信，准许临时政府派干部到綦江通惠乡购买政府卖出的平价大米。

1940年初，临时政府从綦江搬迁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在星岗莲花池38号设址办公。后来因人员增加、场所不足，他们又在莲花池附近找到一个有81个房间的新址，年租金200万元，押金200万元。临时政府请求国民政府拨借400万元，得到了蒋介石批准。军政部长陈诚还支援了金九一辆吉普车，为金九的武装警卫处支援了12支武器和十多套军服。

韩国人士在重庆的生活也主要靠国民政府救济。国民政府除了无偿供应80石粮食外，韩侨所需燃料可以批发价购买。总体来说，韩国人在重庆的生活，保持了中国居民中等程度的生活水平。当时重庆的粮食实行配给制，配给所门前经常排着长队，且发生打架吵架纠纷更是常有的事，但韩国人就没有这个烦恼。就金九回忆，他们一次可以领到全体的粮食，再雇人载着粮食挨家挨户地分送，非常方便。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

在各地流亡期间，交通部协调了6辆汽车供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及其家属转移用。重庆国民政府还特别提供了韩国临时政府搬迁的差旅费。到达重庆后，国民政府每年给予临时政府援助金为500000元（即韩人所谓特种收入金），占到他们年度总预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看出临时政府对中国援助金依赖性有多大。另一方面，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也无意当中帮助临时政府逐步确立了其在华独立运动势力中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