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重农学派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细品重农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古典重农主义的核心人物，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年—1774年），他作为法国启蒙时代的经济学家、医生和哲学家，其经济学观点集中体现在其对于“自然秩序”（l'ordre naturel）理念上。

他认为，自然界存在一种固有的、理性的秩序，人类社会应该遵循这种秩序来实现繁荣——这恰恰也是欧洲重农主义者的核心观点。

在我看来，“自然秩序”这个概念就非常有趣，结合魁奈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不难将其与《道德经》中道法自然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道家强调的道，其本质就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秩序的存在。当然我更习惯将其称为“规律”，因为重农主义者口中的自然秩序是一种狭义上的道，其表述会更偏向于自然和农业。

但广义的道却作用于事物的方方面面，包括自然所谓的对立面——工业，也包括宇宙中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道德经》对于道的阐述并没有表现出类似于“自然、农业”这样的标签。这恰恰是《道德经》深邃的地方。

启蒙时期的欧洲学者们从这样一部形而上的巨作中汲取营养，各取所需，最终催化出西方近代哲学的璀璨发展。

魁奈从道之中提炼出服务于农业的“自然秩序”，黑格尔从道之中提炼出那个究极的彼岸世界——理性意志；而近代西哲的集大成者——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则将道从一个高悬于人类之上的机械神，归还到了人本身，完成了西哲对于“天、地、人”辩证关系的构建。

更为有趣的是，古典重农主义的部分理念，与国内以温铁军老师为代表的乡建派所倡导的绿色经济又有着相似的地方。

在经济的角度，魁奈强调农业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因为只有农业生产能够带来“纯产品”，即超过生产成本的剩余价值。他认为，工商业活动本质上只是对财富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创造新财富。

不过，魁奈视农业为财富，这在货币经济欠发达的18世纪是有道理的，但对于21世纪这个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来说，单靠农业产品的产出无法支撑不断泡沫化的财富本身。

基于此，温派思想将魁奈对于传统农业产出（粮食）上升到了生态产业的层面，扩展了农业的覆盖面，也即是除开农业产出本身，基于生态生活需求的（好的空气、好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更高更本质的财富——以此锚定住不断膨胀和增发的主权货币。

虽然形式不同，但二者之间明显存在着由此及彼演化的痕迹。

而在金融资本异军突起的今天，传统的重农主义已经逐渐演变成更高级的“重农+重工”的“重实主义”，对抗的是金融这个虚空大君对于实体的侵蚀。

4.中欧农业理念的相似

形而上的层面，中国与欧洲皆有重农主义的传统。

管仲在《管子》第五篇中提到“士农工商”的排位；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农业不仅是人类社会“最必需的行业”，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

即便是美国，小说《乱世佳人》里，斯嘉丽的父亲也在塔拉庄园的晚霞中对自己的女儿说：“在这个世界上，土地是唯一值得人们去为之工作，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因为只有土地才是唯一永存的东西。”

究其根源，在于：

1）普遍来看，古代农业生产力有限，粮食贸易的能力有限，故而粮食更多用于自给自足。

2）在国家层面，对于工商业大规模精准收税的能力有限，商业之规模、规范、风险波动无法支撑其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稳定的税源。而农业产出是地里长出来的，只要做好丈量，立好规矩，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农业税就能给国家提供稳定的税源。

土地的丈量

在笔者看来，文明的生存形式，无外乎“产”、“贸”、“掠”三种，要么自己生产给自己用，要么通过贸易来换取需要的东西，要么通过战争掠夺来抢取他人的东西为己所用。而不同文明根据其各自所处的地缘环境的差异，上述三种形式的占比各有差异。

像中国，在完成大一统之前，掠的比例也是不少的（春秋战国）。完成大一统之后，因为地理上的隔绝，掠部分降低，产和贸的部分增加。同样，古希腊、古罗马因为处于交通便利、文化族群杂糅的地中海区域，所以贸和掠的空间一直都很大。

而掠这种事情显然更具备风险，贸这种事情，更看地利人和，产则取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始终趋向大一统的中国显然具备低风险长期存续的条件，这也是为何五千年文明能够一直延续至今的原因。

归根结底，是人类与土地与粮食最不可分的依附性巩固上述逻辑——在人类被完全改造成硅基生命之前，此种联系是不可能断绝的，这也是我常说的，人类之所以可以沟通交流，就在于其遵守着同样的明道。

马克思可以见孔夫子，不仅是因为孔夫子的思想真真切切地启发了法国当年那批启蒙思想家，也在于我们同为人类，同处一个明道，同样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这些普世性的事情而焦虑。

形而下的层面，首先，欧洲其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里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原住民结构”。

其次，其地理条件造就的土地资源紧缺使其农业发展模式无法完全复制美式大农场（农业用地规模受在地人口限制，受工业用地限制）。

真人秀纪录片《克拉克森的农场》剧照

再来，欧洲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被美国压制，农业产能对外粗放扩张的空间有限。

可以说，莱茵模式，是其独有地缘条件造就的。这种独特性，与中国农业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一，中国的人口密集区面临着跟欧洲一样的问题，即市民生活与工业发展需求都会与农业用地产生冲突。二，中国的原住民人口结构比欧洲还要稳定。与美国那种只要屠一个印第安人的村落就能圈地的条件相比，中国在做土地统筹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很多了。

美国大农场

具体到农业本身，中国和欧洲都面临着明确的原住民农业模式的发展需求，其农业都面临着北美粗放大农场的冲击，这促成了中欧农业之间第一层“共同语言”。

抽象到理念本身，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与欧洲当代的“绿色、环保的理念”存在清晰可见文化上的联系，而这一切文化源头的根源就在于中国本土的儒家与道家的思想，这是中欧农业之间第二层“共同语言”。

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与中国这种基于地缘条件与历史纠缠所沉淀出的共性，是要远远大于英美那套虚空的选票政治、普世价值所塑造的所谓的“政治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