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严格来说，1000米乃至500米的防护距离并不适用于此次事件。该校的环评项目是在2012年进行的，而当时常隆化工厂已经搬迁。但随着近年中国城市的发展，市内学校迁址到郊区乃至工厂区的情况在逐渐增多。有些厂房一建好，居民区的规划就已经贴到了厂区的边上，真不敢保证每一个公共活动区域都能符合上述“防护距离”的标准。如果说常外事件中“先批后建”是由于工厂搬迁而存在“侥幸”的理由，那么阻止公然贴近危化品厂房建造公共活动设施应是城市规划责无旁贷之事。

常州外国语学校还有救吗？

常外事件之后，追责相关责任人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下一步，我们需要关心的是学生的健康如何得到保证。目前的整治进行到哪一步？能解除风险吗？

自事件发生以来，被媒体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早在2011年常州环科院就对这一块废弃场地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该院更在2013年拿出了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的修复工程方案。确定的技术细节为“异位-资源化利用和局部区域隔离”。也就是将地表下六米的土挖出，高温处理后制成水泥；而六米以下的土壤用防水层进行覆盖，防止其污染物顺地下水渗出。至于已经受到污染的地下水，则以注入氧化剂的方法进行修复。

该方案从2013年10月份开始运行。直到2015年9月份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搬迁到新址，发现该地区土壤修复工程产生异味。常州市环科院根据该校师生的反映紧急制定了《修复工程空气异味紧急处理方案》。其方法主要是在污染场地被翻出的土壤上，使用干净的粘土覆盖，使臭味而不再溢出。在覆土封盖之后，还计划种植树木、建立绿地。积水池内的废水则使用密封的槽罐车运至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并喷洒生物除臭剂。

这一系列的术语可能太麻烦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城市的危险垃圾焚烧厂采用的就是这一种处理方式。对焚烧后残留的固体飞灰采用以隔水层隔绝、干净的土壤覆盖的方法，在覆盖层稳定之后再种植树木。在二期覆盖工程完成之后几乎看不出来这里是废物填埋场。对于地下水的处理也算比较中规中矩。目前地下水的治理技术仍然不发达，对付已经被重度污染的地下水人们往往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注入氧化剂并非效果最好的方法，但性价比最高。可以说，如果该修复方案和紧急预案正确实施，此处的环境应符合有关规定。

今年1月份，常州市环境检测中心验收了这个修复项目时的报告也验证了修复的有效性。其“重点核查覆土土质及厚度、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等关键材料，认为提交的验收材料齐全，相关报告编制规范，内容及附件资料翔实，工程实施程序规范，完成了既定的修复任务，达到了土壤修复技术方案调整报告的相关要求。”对于市民和学生家长关心的空气质量因素，常州环境监测中心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均表示“所有空气指标均符合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标准”。

“溜走”的罪魁祸首

行文至此，结论和现象发生了矛盾。如果治理措施和结果都令人满意，那学生在搬迁之后发病的现象又该怎么解释呢？

根据笔者的观察，此次事件导致学生生病的罪魁祸首，恐怕就存在于修复施工过程中。修复施工项目虽然是环保项目，但本身也需要进行环评。在修复工程方案的附录地图当中，常州外国语学校被标为“在建”项目。工地和已经接纳学生的学校，其环境敏感程度显然不同。类似于这样的重度污染区域修复，其卫生防护距离要求不亚于原厂生产时的要求。应急预案和调整方案的批准实施都是今年年初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学生们已经暴露在修复场地一街之隔的校园里长达一个学期！遗憾的是，去年就有报道，有家长前往修复工地要求停止工程，却遭到了拒绝。

修复工程是一个动态过程，现在再想追溯施工时的污染物排放已经不可能了。如今即使环保部巡视组在常州进行再严密的调查，也只能得到常州现在的污染物数据。曾经困扰学生们的那些施工污染早就随着大气的流动而消散。再想找到追责的证据已是困难重重。——于是乎，又一个环保漏洞浮出水面。

反观本次事件，中国的环保困境一览无余：化工厂商受到市场的恶性竞争，为了节约成本而忽略环保；立法不完善，使得守法成本远高于违法成本；环评不独立，项目上马是硬道理；城市发展过快，卫生防护条例贯彻效果存疑；工业厂区历史遗留，修复工作左右为难。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发力，才引发了今天这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

作为一个环境工程的科班生，笔者也深感无力。有据网络鸡汤说过“真正的勇敢，并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明知道害怕，却还是要勇往直前”。环保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这40年来遗留的问题可能需要耗尽几代人的时光才能够解决。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使得新的污染不再出现；另一方面还是要加大投入对付过去的留存，既然已经陷入了“先污染后治理”，那就踏踏实实地先治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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