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呢？无论深层的原因是什么，直接原因都明显不过，应该是生产性投资表现的差异。

在2000-2017年期间，中国在全球的资本形成中所占份额增加了20个百分点，而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同期仅增加了8个百分点。国内资本形成占GDP的平均比重同样反映了这一现象，在此期间，中国的平均水平是43%，中国之外的全部发展中经济体则只是25%，两者差距甚大（几乎是同样的情况也见之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2019年1月13日登录获取

建构中国对世界发展的系统影响的论述

全球化的主导信条的承诺是，随着经济体融入世界市场，资本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推动他们的资本形成，但这却并没有出现。试问这一表现上的差异，究竟与中国的走出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回顾一下文献，现有关于中国走出去的研究文献基本上都是否定性、批判性的，主要集中于两种论断：第一个是所谓的“挤压”论，认为中国出口的工业制品通过竞争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挤出了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及其国内市场；第二个论断是所谓的“恶化底限”论，认为中国制造业的出口的竞争力主要源于廉价劳动力，这迫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必须尽量降低劳动报酬、劳动条件来维持竞争力，以此来抵消去工业化的压力。这两个论断都蕴含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知识立场，都专注于局部均衡框架中的市场竞争。

就学术文献来看，尤其是最近也出现了一些以新古典理论“可运算一般均衡分析”的基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中国的出口符合比较优势，简单而言，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过程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确实是有损害的，这类似于“挤压”论。但如果中国出口的产品违背比较优势原则，技术密集性出口其实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正面的推动作用。当然中国的出口产品中，机械电子产品已经接近一半，机械电子产品按照各种各样的标准来判断，不能算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是技术相关的产品。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更全面均衡的分析是，指出中国的出口产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正面作用超过负面作用。

文献中还存在后凯恩斯/结构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研究，得出更加复杂的判断，指出中国的出口扩张纵使有“挤压”的成分，但是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廉价、技术合适的生产资料，中国的直接投资纵使有“恶化底限”的成分，但是也透过关联效应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就业、诱发工业化投资。运用复杂的计量分析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比如按照结构主义经济学的国际收支制约的经济增长模型去计量分析，得出的结果是中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的改良并没有为经济增长带来多少推动作用，而另外一些计量分析得出来的结果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投资起到了推动作用。

无论如何，上述两个论断占据文献的主流。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正面影响建立在现实观察的基础上，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判断上。这一观察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留给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窗口越来越小，世界范围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要想复制中国走过的快速工业化道路，这个可能性越来越低，甚至会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危险，这就暂时肯定中国走出去的两个论断。

这一论断还派生出另外一个莫名其妙的词，称为“上海效应”，是世界银行所鼓吹和推动的，称由于中国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导致了这些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经济体，聚焦于出口产品结构和内部生产结构的“初级产品化”趋向，进一步延伸导致了他们的政治越来越专制独裁等。

所谓的“上海效应”的判断包含两种不相同的理论，一种是新古典经济学著名的“荷兰病”理论，认为是中国的进口诱导了他们的初级产品化，而与此相反的属于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关键问题在于能力，就是说，如果国际贸易条件是对初级产品愈趋不利，而这是“旧国际分工”格局下的常态，则意味着落后地区的经济剩余外流，妨碍了工业化的推进。

而这一点上，中国与此相反，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世纪之交以来中国贸易的急剧扩张，所伴随的是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以及中国以外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持续改善。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很大的利润收入，却没有将其用于工业化投资，那是因为它们内部的政治、经济的问题，特别著名的例子分别是拉丁美洲的巴西和非洲的安哥拉，它们是最极端的例子，高度向中国出口初级产品得到巨额收入和巨额利润，但是它们因为内部的政治经济制度并没有把这些收入用于产业升级、工业化投资。

生产性投资的表现差异以及其成因的复杂性，也构成了对中国“恶化（全球劳动环境和工资水平的）底限”论的质疑和否定。

关键是，生产性投资是促成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包括提高资本和劳动比率以及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成为可能。

而尤其是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工业部门的出口竞争力的主要支撑因素是生产率提升，而非廉价劳动力。图6所显示的中国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快速提升的趋势，正与“恶化底限”论的判断相反。

图6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实际工资指数（2000＝10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各年；卢锋（2012）《中国农民工工资趋势，1979—2010》

中国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

如果没有中国走出去，世界发展本来会怎么样？众所周知，华盛顿共识主导了全球化的政策信条。所谓的“三代政策信条”，即1980年代强调贸易自由化、1990年代强调公共资产与公共服务的私有化、2000年强调金融自由化，都是为了一个普遍性目标：使所有生产性资源都变成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使得金融资本要最大限度上实现跨境、跨行业的自由流动来追求最高的回报率。

按照马克思的公式而言，如果货币资本没有进入商品资本而直接进入货币资本，得到利润的过程是通过买卖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股票、债券、衍生工具等，而没有通过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压制了生产性投资，压制了生产性活动。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抑或是凯恩斯的理论，都必须有生产性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过程是不可持续的。

但诡异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这一过程是持续的，哪怕之前有这里或那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为什么它会持续呢？这就是哈维所说的剥夺性积累，其实也相当于是原始积累。并不是资本主义之前才称作原始积累，原始积累一直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它在当今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意义上的剥夺强权，通过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廉价地将这些资源剥夺卷入进来；二是正常形态上的剥夺性，那就是所谓全球范围内的掠食模型，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使得为全球生产的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需求。

根据国际货币组织的一个简单估算，从1980至2005年，实际上全球直接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力的人数翻了两番。人类历史上所出现的这样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同样也将中国的劳动力卷入进去。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后进发展当然是一个严重的破坏。为什么呢？所谓底线竞争过程，是全球追求最廉价的劳动力的过程，金融危机起到了更加巨大的破坏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特例，透过内部的积累跳出了这个限制，这是全球范围的特例。因为中国已经到了如此巨大的规模，它有可能支持全球规模的生产性投资，从而抵销抵销新自由主义的资本积累逻辑。

本文选自《中国话语：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演讲录》，孟捷、张晖明主编，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