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道之行》的核心观点

这本书共由五章组成。第一章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视野出发对中国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评价，尤其是对解释当代中国时经常被动员的文明、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等关键词和核心概念进行了重新构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文”和“明”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同，它是超越了敌我、内外和自他的一种光明状态；“中国”的构成要素包括具有文明认同的中华民族、革命和执政的先锋政党而非追求特定利益的游戏参与者，以及在传统和外来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文明，“中国”是由这三种要素组成的三位一体式的概念。同样地，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身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并因参与国际分工和利益分配而必不可免地受到资本主义逻辑的影响，但并不以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目标；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驾驭资本，而这一历史任务理应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只是共产党员需要把重点放在自我修炼、自我完善和提高党性修养上，警惕脱离人民群众，同时还应解决退党渠道不畅的问题，允许不认同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党员自由退党。

第二章主要关注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过程中中国政治制度面临的资本侵蚀国家、国家自主性受到损害的情况。中国需要确保国家的自主性以克服这一危机，中国共产党需要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动员一切可能的改革措施，提升政治体系的兼容性。作者们认为，在追求“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情况下，选举不会促进共同体的治理改革，反而可能引发内部分裂。

第三章主张要走到群众当中去。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中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核心家庭日益普遍化，基层社会的凝聚力日益下降、其根基和地位也日益被削弱。而且，在基层社会里选举的功能不断弱化，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也显著下降。这些青年学者呼吁，党要像党、党员要像党员、人民要像人民。他们警告如果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基层社会进行重建，中国共产党将很可能遭遇危机。这也是他们提出在基层一方面要实践群众路线、一方面要强化直接民主这一大胆主张的原因。

第四章提出要激活人民社会。重点在于谁来主导社会治理、谁来参与其中、又是谁来受惠的问题。其核心在于尊重人民群众、以及如何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中国社会过去是以工作和生活的共同体——“单位”为中心运转，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单位制度逐渐解体，“社会”开始取代这一位置，于是社会流动日益活泼、市场也快速运转起来。作者们强调中国式结社革命对于重新组织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认为人民社会必须能够包摄公民社会。国家需要强化保护社会的义务，与此同时追求国家-市场-个人之间的新均衡。

第五章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是“骑在资本头上”的。资本主义并未像古典马克思主义预言的那样走向没落，至今仍未丧失其生命力，也正因此出现了希求通过资本来解决问题的倾向。但这些青年学者担忧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在借助资本之力实现富国强兵之梦的同时是否有丧失其本质灵魂的危险？他们积极响应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见解，呼吁重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却是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没有共同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因此作者们呼吁抵抗渗透到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本进攻。作者们认为“不借助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不会成功；而没有社会主义的约束，资本就会成为洪水猛兽”，因此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公益性”的市场经济。

五、真诚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存在方式

这本书对于理解习近平时代的课题和战略方向大有裨益。它并未以隔绝于西方的所谓内在逻辑来闭门造车似地理解中国，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外部观察者对中国的错误理解和看待中国社会时容易犯下的过度泛化（hasty generalization）的倾向。

我们在评价中国时容易掉进去的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陷入过度依赖西方理论来论证中国党国体系的不可持续性，或在设定相当长的等待时期后断言中国社会必定会发生变化的宏观理论陷阱；另一种是沉溺于中国式逻辑，仅局限于强调“中国与众不同”，使对中国政治体制之不足的批判性理解变得困难，甚至中国式逻辑本身便汩没于官方话语而无法有效反映中国所自豪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明遗产。正因为此，从某些层面而言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未能具备足够的深度。

对于在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精神洗礼下成长起来，朝鲜战争时中国曾介入其中，因中国崛起而有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有多重历史、政治和思想因素纵横交错在一起的韩国的中国研究界而言，这本书里随处都有难以理解和接受的逻辑结构和思想主张。但这些青年学者们并非老套地重复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也不是歌颂中国共产党的绝对正确，而是真诚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存在方式这一根本性问题，也正因如此，国际性的学术讨论是充分可能的。

而且，虽然这些青年学者是针对中国未来方向而展开的激情讨论，但他们的主张超越了单纯的意识形态，也为思考今天错综复杂的韩国政治提供了很多启发和佐证。今天的韩国政治也正受到国民的冷眼相待，个中原因虽有很多，但根本问题在于沉溺于制度决定论，在获取民心方面却败得一塌糊涂。我们可以借用这些作者的观点说，韩国政治的成败并不在政治体制，而在于政策。不仅如此，我们一贯强调基于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把权力的有效整合视为有违民主的独裁行径，对于这样的倾向我们也需要给予重新思考。正像本书作者们对执政60余年后的中国共产党是否会蜕变为国民党化抱有深刻的警惕那样，我们也需要追问今天的韩国民主是否被困在一种陈旧的制度框架下无法找到突破口而正与国民渐行渐远？

《大道之行》韩文版

当听到《大道之行》这本书在中国学界大为流行的消息后，成均中国研究所即刻获取本书，研究所成员在阅读之后进行了很多讨论。首先一点是，此前尚未见过从中国背景出发如此深刻、犀利地对中国逻辑和叙事进行介绍的著作，作为将引领未来中国学术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这些青年学者的思考可以帮助韩国读者了解今日中国。有鉴于此，在短暂的讨论之后，成均中国研究所便即刻着手组织翻译，研究所的研究教授和研究员分工合作、齐心合力，致力于保质保量保速度地完成翻译工作。也只有在着意成为中国研究新平台的成均中国研究所的现行运作体系下，这样的翻译工作才成其为可能。只是在未考虑研究所成员工作强度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大道之行》的翻译计划，作为研究所所长，内心的歉疚难以言表。为了尽快高质量地完成本书的翻译工作，研究所的研究教授杨甲镛、金度经、徐正京和高级研究员李珠煐、杨哲等不惜牺牲节假日等个人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这本书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与韩国读者见面。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葛小辉研究员则出色地完成了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沟通协商韩文版权问题等诸多实务性工作，保障了翻译出版的顺利进行，她的幕后努力亦不可谓不大。

只不过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有一个极大的困难，那就是如何把作者们游刃有余的引经据典和驾驭自如的西方社会科学专业术语翻译成通俗易懂的韩语，献给韩国读者。谨在此声明，翻译上的所有责任都由成均中国研究所承担。另外，近年来多次一起共事的成均馆大学出版社的同事们在校订晦涩难懂的翻译稿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细致的校订工作让韩文版得以顺利面世，在此一并向他们致以谢意。我们相信本书可以帮助韩国读者实事求是地了解今日中国，希望它能够为韩国的中国研究者提供丰富的思考材料和线索。

[注]为了帮助韩国读者更直观地理解现代中国，此处借用了王绍光先生提出的“社会主义1.0版本”、“社会主义2.0版本”和“社会主义3.0版本”等系列表达法，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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