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所长李熙玉教授为《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韩文版所作的译者序。李熙玉教授研究中国长达30年，是韩国有名的“中国通”。本文翻译：葛小辉。】

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再次处于改革浪潮之中。但这并非单纯的政策调整，而是事关社会主义的存在方式。反腐运动也以攸关体制命运之势在强力推进之中，使整个中国政治社会的热度不断上升。有评价认为习近平时代的改革至少不是胡锦涛时代的原封承继，其根据大概也在于此。关于今日改革的方向和可持续性，中国内外正反双方之间的争论热火朝天。但可以确定的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改革其成败并非政权的成败，而是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内部改革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中国社会主义的3个版本[注]

实际上，在建国之后毛泽东时代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国民生存问题，因此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来发展核心产业、推进社会政策，选择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在落后的生产力环境下，公平分配堪称最核心的福利政策，也是确保体制正当性的核心环节。这个时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1.0时代。

但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改革一代的肩上便担负起了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提高社会福祉的重任。于是，中国引入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先富论，并强调体制的灵活性和效率性以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其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以世界史上创纪录的速度解决了贫困问题，文盲率亦急剧下降。改革开放的这一时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2.0版本。

但随着改革开放疲态的蔓延和社会差距的扩大，中国在有效回答中国社会主义究竟是为了谁、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开始遭遇困难。从单位走出来、来到市场上的中国大众也开始感受到福利危机。在这些根本问题悬而未决之际，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危机逐渐扩散。其实在当今中国，“资本”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正凌驾于社会主义之上，认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拜金主义笼罩着整个社会。在这个节点上，如果不重新追求共同富裕，中国社会主义便有可能陷入难以自拔的巨大漩涡：不创造就业岗位的经济增长就会日益普遍，并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中国共产党亦可能与民众渐行渐远。于是，社会上开始蔓延对未能改善大众生活质量的体制和理念以及对国家存在理由的怀疑。而仅依靠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无法解决这些根本危机的。承担起这些历史重任的时期，可以称为社会主义3.0时代。

习近平时代改革更重注民本

二、中国需要把人民的真实要求切实反映到国家的具体政策中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的作者们（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并非无条件地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或以习近平时代改革开放的战斗士自居。虽然是在社会主义2.0时代、受着改革开放的洗礼而出生成长起来的75后青年学者，但他们所期望的学术思想和政策方向超越了单纯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些青年学者拥有深厚的社会科学理论功底，并有畅游古今贯通东西的宽博学养。他们超越了单纯“以中国逻辑解释中国事物”的层面，时而借鉴西方学者的认识框架来反观自身逻辑的不足，时而试图推进被中国研究者视为终身课题的“中国性（Chineseness）”的科学化。他们拥有中国崛起带来的体制自信，善于对中国问题的西方式解读进行批判性重构，并积极开发有关中国发展方向的宏观话语。他们既是新一代学者，又是中国改革的方向舵。

其实，这些青年学者的主张很单纯，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是走进群众，中国共产党作为这一核心课题的担纲者，需要忠实于社会主义的原初价值。他们警告说，如果脱离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泥足巨人。他们强调仅仅依靠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思维是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的，中国需要把人民群众的真实要求切实地反映到国家的具体政策当中去，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推进这一实践的相关方法论。

这些学术主张与作者们的出身环境并非完全没有关系，他们是在平凡的中国家庭里出生成长、通过自身努力进入北京大学等名校学习、随后又在国家的资助下到世界驰名的海外高校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重新回到中国学界的青年学者。他们同时拥有从国内和国外两个视角来客观观察中国社会的机会，因而得以一方面尝试从理论上纠正西方对中国的“有意的偏见”，一方面着力针砭中国共产党因疏于内部建设而出现的日益官僚化倾向。他们支持习近平时代的政治路线和强力的改革政策，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和使命做出了深刻省察，并对中国式话语的创新抱有深沉的关怀。

《大道之行》，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中国社会主义应该通过自我革新摸索出一条新道路

《大道之行》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不到一周就在三大网店全部售罄，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读者的反响可谓排山倒海。尽管担负着沉重的社会科学责任，却能成为广受关注的畅销书，这足以说明这些青年学者对今日中国问题的思考和主张是引发了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共鸣的。对于习惯了被动应对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和普世价值的中国学界而言，这本书无疑是带来学术冲击的一股清风，它犀利地指出了中国的学术话语应该剑指何方、又该如何与变化了的世界携手共进。他们强调社会主义的挫折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胜利、公有制的弊端也不代表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应该通过自我革新来摸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这些青年学者的着眼点在于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革新这一课题。他们从中国历史的延续性而非断裂中寻找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轨迹和源泉，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当时当地”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毛泽东时代也并不是单纯地需要超越和克服的对象，他们强调应该积极发掘毛泽东时代的核心精华。“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需要返本复源”，这些青年学者的问题意识从某些角度来看可谓极其简单、纯粹。他们怀着学人的责任感，追问为何中国在不断发展而人民群众的抱怨却越来越多、各个阶层间反而日益不平等起来？他们主张中国并不需要更多的资本主义，而是需要党员干部走到群众中去。在这些青年学者看来，今日中国政治有中日益脱离人民的倾向，因官僚化弊端而面临“代表性危机”、因主体性迷失而面临“正当性危机”，如此将难以应对大数据时代和信息通讯革命时代的各种挑战。因此，他们明确提出中国前进的方向不应是基于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应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以民为本”。

他们超越西方普世性与中国特殊性的两分思维窠臼，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来审视社会主义。即既不盲从建基于政党竞争和三权分立的熊彼特式民主政治观，同时也超越了“中国与众不同”的定式思维。他们追问的是，民主的原初价值是什么？如何发展优质民主？如何解决民主化之后的各种课题？为何移植的西方制度在大多数国家和社会里都命运不佳？以所谓“一党独裁”来贬低党国体系是否恰当？强社会弱国家能否担当起良政的重任？

这些青年学者既熟练掌握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又能够充分动员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形成的政治智慧和思想资源。在精英产生方式上，他们尝试对基于贤能政治（meritocracy）而非票选的选拔制度进行历史追溯和解读，这种尝试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融会古今中西的视野。同时，他们还以青年学者的气质和气概试图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陈旧论调进行补充和完善。

实际上，中国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曾以“通治百病”和“海纳百川”之势试图用社会主义理念来容纳所有的新事物和新政策，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概念的“外延的扩大和内涵的空虚”。看似能所向披靡解释一切，实则是自我虚化和做空。这些青年学者试图为自己的国家探索出一条道路来摆脱这样的理论困境。比如，邓小平时代曾提出中国在过渡期之后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但当时并未对中级和高级阶段给出说明，仅仅说初级阶段应该持续百年以上，并强调这个问题“不争论”。对此，作者们提出，中级和高级阶段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与资本共存，但国家可以有效统御资本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