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傅是车明礼，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工人，因为家庭成份是富农，所以干活总是不吱声，踏踏实实的干。张锡富是伪满时就进厂的老工人，属于苦大仇深的，但是对我们这些毕业进厂的学生非常爱护，卷扬司机杨师傅是炼铁厂有名的技术尖子，只要听继电器的声音就能辨别出什么地方有问题。最倒霉的要数张守连老师傅累活脏活带头干，总是评不上先进，因为鞍山解放时参加军，入党，当了班长，在福建前线打仗时负伤被俘虏去了台湾，后又被派遣到大陆，他就立即向政府投诚...

1972年10高炉停炉大修，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上过专业课的大学生而言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参加了由工程科任士民牵头的炉体破损调查小组。

随着拆炉的进程与施工人员交替进入炉缸，2个人拉皮尺，1个人记数字，在铁口区域见到铁水已经钻到距离冷却壁只有一块粘土砖的地方（当时是粘土砖炉缸），估计只有10公分。

拆炉底时被告知炉底安装了强放射性的同位素钴60，所以先请有关的放射性部门，如扫雷那样探查，结果没查到。于是我们也只好进炉底进行测量。最后也没有找到同位素钴60。

最后的破损调查报告由任士民他们完成，遗憾的是这份我亲自参加测量的调查报告没有被保存下来。

1968年同一年进厂到10高炉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北京钢院66届3人是成永隆、赵克理和杨国枢。他们是6月份进厂。

66届是毕业当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整整拖了2年才分配。我们68届专业课没学，胡闹了2年，晚分配了半年。

我班被分配到10高炉4人，徐守厚（甲班）、薛书良（乙班）我和吴国明（丁班）。不知道为什么这张照片里就缺薛书良？

照片背影的塔吊，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大型的塔吊，还可以在轨道上移动，开眼界了！

这张照片是我在鞍钢的第二张合影。那时候我已经进了高炉中控室，担任第一瓦斯工，工长是徐乃珉，重大62届。专业方面他是我的启蒙老师。袁学才是炉前组长，李贵祥是铁口负责人，李树学是渣口负责人，刘怀鲁是党小组长，赵永其与我同一岗位，是62年浙江冶校毕业，是我宁波老乡。

我是1974年8月开始向徐乃珉见习高炉工长，几个月之后就开始放“单飞”。有徐乃珉工长在的日子里应该说没有太大压力。一放“单飞”，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炉况的控制，生产的组织指挥完全要由自己承担责任。

至今我仍十分感激工人老师傅对我这个新工长的支持。记得有一天夜班，弯头和直吹管之间连接法兰的密封石棉绳被吹出，漏风震耳欲聋，法兰盘红得要烧穿似的，要不要立即休风处理，我心里没有数。配管老师傅孙永魁告诉我他把水管砸扁插入漏风处打水，肯定不会烧穿，给我吃了定心丸。于是终于挺到白班处理，得到领导好评。

这张照片是我担任工长不到一年的时候拍摄的，反映出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最先进的装备水平。无怪乎后来说我国钢铁工业落后世界水平20年！

1980年8月在我努力争取下被调入宝钢。1984年8月炼铁厂高炉单元组成57人的实习团队赴新日铁君津制铁所实习。这是我们第一次跨出国门，接受现代化炼铁操作和管理的培训。

厂长朱庆长的严以治厂闻名于宝钢，出国前学日语、看资料、集中训练、闭卷考试…，做了充分准备。

据朱厂长言，出国每一个人国家花了2万5千元。当时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当时我的月工资仅60.48，一年720元左右，一辈子工作35年，也就是这些钱！

有一天我们相约来到君津制铁所大门口留了一个影。当时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相机的。只有周治中带了一台相机。徐守厚、齐守信和我是大学同班同学，杰锋是从武钢调入宝钢的。钟建权是我们作业长组的翻译。估计这张照片是周治中给拍摄的。

君津制铁所当时有3座高炉，2高炉是2000多立，3高炉4063立，是我们的样板炉，那时在大修，4高炉是4900多立，正在生产，也是双钟四阀，冷却板高炉，于是我们就在4高炉实习。

见习名古屋3高炉点火开炉。日本高炉开炉的仪式挺奇特，似乎先请老道在炉前做道场，玄玄乎乎的样子，念叨着什么我们听不懂。日本高炉中控室都供奉着神道（类似我们的菩萨）。这既是说明高炉炉况操控的不确定性而不得不请菩萨保佑，同时也使我想起来当年蔡博说过要学习日本人尊重科学像尊重菩萨那样的虔诚。蔡博是烈士的遗孤，是蔡和森与向警予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