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本文认为，中捷关系在现阶段的迅速发展，首先是地缘政治领域的新变化在迫使捷克进行战略方向的调整。一直以来，作为欧洲强国环伺的小国，欧洲“心脏”位置的地缘环境不仅算不上是一种优势，甚至更像是一种笼罩在捷克“身上”的天然风险。因而，历史上的捷克宛如“墙头草”，被认为是“一有战事就投降”的国家。受到小国实用主义外交思维的影响，作为中欧地区的小国，捷克始终推行在俄罗斯与西欧大国之间的审慎外交，以灵活的方式平衡与周边各强国的关系，而非单纯依赖某一方：一会以“自由民主”体制产生的所谓“意识形态归属感”而接近西方国家；一会又以在欧洲最西端斯拉夫人的身份与与周边的斯拉夫国家建立联系（特别是俄罗斯）。

然而，乌克兰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使得捷克无法再在“俄罗斯与西欧大国”之间做出选择，转而将目光锁定在日益崛起，重视与中东欧地区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合作框架的中国身上，并试图借助中国在中东欧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谋求对华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此在与其他大国的互动中占据先机。目前正在捷克外交部担任要职的一位捷克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就曾告诉本文作者：“捷克国内各方力量在一些涉华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虽然在社民党领衔的联合政府上台后通过一系列举动奠定了双边政治互信的基础，但是，这种政治‘转向’仍只是实用主义外交哲学的体现。”

其次是在地区合作方面的政治诉求需要捷克与中国进行战略接近。在经历了“苏东剧变”和“入欧融欧”的几番战略目标调整之后，捷克找到了一条通过中欧地区四国集团平台联合“新欧洲”国家，以实现其地区大国的政治目标。出于这样的战略设计，捷克正在积极推动建立中欧地区国家与域外国家进行政治合作的“V4+”框架，即与域外国家的政治合作应基于“四国共识”而非“国家意志”。而随着中国对欧影响力的增强，特别是中国与中东欧“16+1”机制的设立，捷克新一届政府有意推进中欧地区四国集团与中国之间建立对话与交流的新平台，以期成为维谢格拉德集团与中国互动的“代言人”，进而在中欧地区国家对华政治对话中取得“先机”。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改善并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只是捷克实践其地区合作战略意图中的重要一环，其重点在中东欧地区而不在中国。虽然认为“捷克与中国正在争夺对中东欧地区合作机制设计的主导权”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V4+”与“16+1”在制度设计上确实存在一定的竞争性。

最后才是在经济互利方面的利益驱动要求捷克改变对华的战略侧重。近年来，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整体态势有所不同，中国经济增速虽然略有放缓，但仍处在一个相对高速发展阶段，特别是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向西的快速推进，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带着大量的资金和大批的优质项目开始陆续进驻中东欧地区国家，不仅为这些国家提供了直接就业，还为一些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提供了直接帮助，并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

中国与捷克周边的中东欧国家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重要进展，客观上确实刺激着捷克政商两界，这迫使捷克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华意识形态色彩过重，而实质上却过于空洞的外交战略。而且，捷克方面还意识到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打造跨国互联网电商，实施优质产能合作等举措不仅极具战略眼光，而且可以为捷克带来丰厚的收益。同时，打造成为中欧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地”一直是捷克的国家战略，吸引中国的企业和资本无疑将有助于这一战略的“落地”，为此，捷克重要智库“布拉格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战略报告就指出：借助中方雄厚的资金（尤其是“丝路基金”），以及在基建方面的成熟技术和经验，打造布拉格成为中欧地区交通枢纽，恰逢其时。此外，中国庞大且极具潜力的国内市场、中国游客强劲的跨境消费能力对捷克都具有重要的吸引力。

客观的讲，中捷关系突然驶入“快车道”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强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也是捷克国家利益认知调整，以及大环境变化下的“权宜之计”。毕竟，对于欧洲国家而言，他们更愿意看到的是一个能吸引美国和俄罗斯“火力”的中国伙伴，而非一个强盛而雄心勃勃的中国朋友。如果适时、适度对华的示弱和示好能够实现这一目的，欧洲人是不会有什么犹豫的。正如捷克有观点就曾提及：对很多欧洲的政治家说，中国人喜欢拿日本与德国进行对比，以谋求在历史问题的国际舆论中争取主动，但其实两者不同，因为日本可能最终会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来主导亚洲，但欧洲国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所以，本文认为，我国对捷合作仍应始终坚持务实审慎的态度，最大限度地运用好这段“历史最好水平”的“蜜月期”，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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