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

这次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的背景是新冠疫情，这次疫情可以说是近代全球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挑战。目前，疫情已经造成全球超过1.8亿人得病，死亡人数接近400万，美国接近十分之一的人得了病，3300多万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60万。

这次疫情既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增加了一个时空坐标，也让我们反思，为什么中国能？

回望共产党百年的奋斗，中国今天取得的成果，特别这次疫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觉得我们作为做经济学研究的人，有点汗颜，因为实践已经远远走在前面，而我们的政经理论提炼远远不够。

去年，中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经济全面恢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2.3%，美国下降了3.5%。

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觉得一定出了问题，中国去年有小半年的时间，大家待在家里做饭，而家里做饭是没有GDP的，因为家务劳动不是市场活动，而美国和欧洲他们一定要出去吃饭、喝咖啡，这些经济活动使得他们有很高的GDP，还有去年年底，美国的死亡和感染病例需要治疗，也创造了GDP。

我们感染人数一共不到8万人，死亡人数4000多，也就是中国控制住了疫情，但这些正面效应都不在GDP里反映。

所以，去年我带领我的团队，我们尝试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抗疫的经济收益的研究，中国成功控制住疫情，对比国外避免了多少发病率、死亡率，挽救了多少生命。按生命价值表来算，创造了多少价值。

算出来的结果我们自己也吓一跳，这个数字太大了，但在现实中这些不反映在我们的GDP里面，也就是说目前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测量方法都是有问题的。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基本处于瘫痪，不仅仅因为疫情。前两天特别感慨，我曾经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美国的国庆节是7月4号，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美丽的时节。80到90年代，我当时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校园里有大草坪和喷泉，到了7月4号，大家自发到广场铺个毯子坐下来吃喝，听着交响乐，放着烟火，大家都很happy。

那个时候，我觉得看不见的手，让社会处于一个均衡状态，非常好，但是现在看到美国纽约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因为枪击事件太厉害，美国现在成为一个的瘫痪、无序的状态。

此外，关于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学者在经济研究上都发了文章，用数据对比中美情况，对比说美国要好得多，因为美国把钱都发给个人，但是就不看宏观上美国花了多少钱，美国已经快6万亿美元了，中国花了多少钱，我们财政一共5000亿，把特别国债加起来大概也就在3万亿人民币。

我们花的比人家少得多，我们的效果好得多，但在经济学研究里面体现不出来，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理论出了问题。

学了这么多年经济学，我觉得西方经济学只有微观，而缺少宏观和中观。比如消费者理论、市场均衡等都是站在微观角度。

其实，西方经济学不谈中观，更没有宏观。我跟国外的同事们也沟通很多，他们还在那等着计量回归结果，证明为什么戴口罩可以帮助抗疫。咱中国人多有智慧，我们不用等回归数据。第一时间全体人民隔离，把病毒给闷死了，这就是宏观把控的结果，宏观是1，有了这个1才有后面所有的0。

美国有钱有人有技术，但是它缺宏观把控，所以美国疫情就此起彼伏，搞不定。你看现在Delta病毒，“来姆达”也来了，一波一波此起彼伏。

我觉得应该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改写现代的经济学，不能把现在学的一点西方经济学理论，当成经济学的全部。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首先是宏观效益、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第一时刻全民隔离，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然后，中观是产业的结构，区域协同，比如我们现在对科技行业、新能源行业的投入，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在批评，现在他们也认识到趋势是对的，短期的性价比可能不高，但它是一个长远的收益。

微观其实只是我们经济学现在讲的市场、企业、消费者利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让大家看到西方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时候，失去的是国家安全，失去的是60多万人的生命。

美国近3300万人得了病，我们可能远远低估了这次疫情对整个西方和全人类造成的冲击，得了新冠疫情以后，尽管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新冠患者带来非常大的后遗症。

目前，The Lancet（柳叶刀）的研究已经证明三分之一的人都有精神后遗症，美国枪杀等各种恶性事件跟这些影响都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只考虑微观，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知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我是1978年半导体物理专业的学生，那时中国半导体在世界属于第一阵营，因为我们的“两弹一星”全是自己造的，那个时候不是我们封闭或半封闭，是别人封锁我们，不卖给我们，就像今天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后面半导体行业都清零了。因为半导体行业投入巨大，当年我们半导体为军工服务，它那个时候还没有民用，所以它的产能是不够的，投入研发成本又很高，肯定是亏损的，80和90年代，亏损企业就倒闭，所以半导体行业就全清零了。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好的GDP、坏的GDP。美国去年GDP只降3.5%，其实很多是坏的GDP，它那么多得病的人要治，都是算在GDP里面了。我们成功的控制住疫情，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的医疗费用，我们反而GDP不高。

从这一次的疫情，我们看到宏观效率绝对不是简单地微观的总和，也就是说没有宏观把控，没有“1”后面其实都是“0”，不是加总起来就是社会效益最大。

而我们经济学里面都是假设，有个社会规划者，把每个人的效用一加就是社会总效用，其实这是增长理论的奠基者保罗·罗默的观点，他也早就质疑了，个体的最优绝不代表总体最优，我觉得这一次基本上就是把亚当·斯密的这套理论给彻底打破，这就是经济学的第一代理论。

诺奖得主保罗·罗默。图片来源：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