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昂】

还未从上一场沙尘暴中缓过神来的蒙古国，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又经历了一次沙尘暴“返场”。

和上次一样，这场来源于蒙古国的沙尘天气还会影响我国北方地区。气象监测显示，3月27日至29日白天，受蒙古气旋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将出现大范围沙尘天气

蒙古国一再遭遇沙尘暴，也让我国人民回忆起往昔沙尘天气频发时，那段环境危机和万众人民艰辛绿化治沙的奋斗岁月，并引发了对草原生态环境的讨论。

扶贫电视剧《山海情》真实反映了西海固恶劣的沙尘天气

一、一个唯物主义的历史周期

干旱草原地区，占据了地球无冰雪覆盖陆地面积的28%。干旱草原地区的最主要土地利用方式是放牧，当然也包含少量的旱作农业。在工业化之前，全球干旱牧区的草食家畜都处于“秋肥-冬瘦-春死”的状态。草食家畜头数长期呈现盛衰波动周期，也就是快速增长三五年，然后就逐渐停止增长，随后因为一场旱灾或者雪灾，种群数量重挫，然后再重新经历这个循环。

早期工业化后，干旱区的牧民可以给家畜提供额外的水源和饲草，熨平了自然灾害的影响，实现了家畜头数长期繁荣，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导致超载过牧，直到触发了大规模的荒漠化和沙尘暴，最后促进了国家和人民对干旱草原牧区的干预和治理。这是人类在全球干旱区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只是正在蒙古国重演而已。

拥有干旱牧区疆土的发达工业国家，大多已经完整经历了以上历史阶段。比如，1888年横扫美国中西部干草原大暴风雪，冻死和饿死了美国牧民的上百万头牛，彻底终结了美国游牧的牛仔时代，促使美国牧民运用工业化初期的物质力量重构牧区生产。美国牧民用铁丝网分割草原，运用农业机械种植牧草，开挖水渠和深水井，结束了脆弱的靠天养畜生产方式同时也终结了西部牛仔时代。美国中西部牧场区随后基本杜绝了自然灾害中牲畜的大量死亡，从此进入了三十年的畜牧业繁荣时期。

到了192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发现美国中西部的草地已经因长期超载放牧而严重退化了。然而，他们早期的呼吁和环保实验，并没有唤起美国人民和政府的注意。直到1930年代，超载过牧诱发的大沙暴——当然也有过度开垦的贡献——几乎摧毁了美国中西部的草原植被和畜牧业。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危机迫使下，美国政府出台了1935年的泰勒放牧法案，并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草地恢复，到1978年的公共放牧地改良法案，才基本上完成了对中西部干旱牧区的生态治理。

类似的，澳大利亚在1870年-1940年间，南非在1900-1930年间，加拿大在1890到1930年间，苏联的中亚地区在1930-1960年间都完整经历了以上历史周期。当前，也有西方国家仍处于这一历史周期中。比如，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也有超载放牧的问题，但是由于该国草地自然禀赋较好，耐牧能力强，环境危机尚不严重，此外该国还有其它更紧急的事情处理，因此阿根廷的草地治理尚处于这一历史周期的中段。

在东亚，我国经历了1980年之后的克服了自然灾害，实现了草地畜牧业持续高速增长；也经历了1990年代后的草地退化，以及2003年之后的国家规模的草地治理，目前处于这一历史周期的收官阶段。而蒙古国在过去10年，提升了畜牧业的抗灾能力，启动了牲畜头数的长期增长，其牲畜总头数从2010年的3000万头左右增长到2020年的7000万头左右，因此蒙古国仍处于这一历史周期的前期阶段。

这个历史周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多个干旱区国家前赴后继的步入这个历史周期，反复出现超载过牧和草地沙化的环境问题，说明这一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类主观意志转移的。只要受到工业化影响，各个干旱区国家都会经历这一历史周期。

因此，我们在善意关注蒙古国当前所面临环境危机的同时，更要在这一历史周期的终点回头看，检讨我国过去四十年草地治理中的经验得失。尽管当前我国北方四大沙地基本稳定，草地退化趋势得到普遍的遏制。可是，一些应急性的行政手段仍需去芜存精的制度化，风沙区民众的付出和奉献仍应继续予以补偿和表彰。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沙尘暴危机刚刚发生时，公众、学界和政府都是措手不及的，针对我国草原沙化问题缘起和治理过程，进行了深刻严厉甚至过度的批判。这些批判在促进环境治理进步的同时，客观上也撕裂了我国国家族群的共同意识。

因此，我们在这一历史周期的收官阶段，还需对以下问题进行心平气和的进行回顾和总结：我国在干旱牧区草地治理过程中，误解了什么，做对了什么？以史为鉴，可以增强国民信心，提升国家认同，进而从容面对未来类似危机的挑战。

二、我国的沙尘缘起和治理之路

认识我国沙尘缘起，我们必须把时间指针回拨到建国伊始。在建国前三十年，我国草原牧区百废待兴，牧区先后实现了民主改革以赋予人民的人身自由和精神尊严，实现了定居游牧以兼顾牧民育幼看病医疗和草畜平衡，还推行了“水、草、繁、改、管、防、舍、工”的牧业八字宪法。但是，由于经济积累和物质基础的限制，我国广大草原牧区仍然处于前工业化状态，草地畜牧业的发展仍然是不稳定的。此时，频繁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牲畜损失是牧区人民面临的最主要困难。这些困难突出表现为，草食家畜在雪灾和旱灾中大量死亡。在极端年份，因灾死亡牲畜头数甚至能够达到总头数的60%。截止1980年，我国牧区累计因灾死亡的牲畜基本上等于牧区销售的商品数量。在1960-1970年代，我国草原牧区的畜牧业生产已经达到了当时生产力所能够支撑的极限。比如，内蒙古草原地区的草食牲畜头数在1964年之后长期在4000万左右波动，青海草食牲畜长期在2000万头左右波动。

然而，工业化之前我国牧区畜牧业的脆弱性，恰恰是草地植被健康，草地放牧几千年都不沙化的保障。我们近期在中国科学院草牧业先导专项资助下，对我国草食家畜种群动态开展了的严格实证研究，发现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我国牧区草食牲畜头数，受到气候灾害和天然牧草产量的双重调控。在灾年，草食畜会因灾死亡。在丰年和平年，草食牲畜种群增长也会受到现有饲草产量的负反馈制约。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灾害，但是草原就只能提供那么多饲草，家畜超过这个数量后，就会大量饿病而死。

因此，在前工业化时代，光靠自然的力量就能把草食牲畜的生长维持在环境承载力之下。用生态学术语来说，前工业化时期的草食牲畜种群是严格服从逻辑斯蒂增长方程，即随着种群数量越来越逼近环境承载力，动物种群的死亡率就会逐渐上升，幼畜存活率就会越来越下降，因此种群增长的速度会逐渐减缓，最终围绕环境承载力长期波动。这一结果还说明，游牧只是前工业化时期，草原人民适应气候灾害和饲草资源限制的一种管理形式，而不是维持草畜平衡和草地不退化的根本力量。

然而，就像工业化社会给农业区提供优质良种、无机化肥、旱季灌溉、温室大棚等物质和技术，隔离了气候灾害的冲击，确保农业人口超越马尔萨斯陷阱一样。现代工业向牧业提供了便利的牧区交通、高效的牧草储运设备、能供暖保温棚圈、深达百米的机电井；现代农业也向邻近牧业提供了剩余秸秆和饲料粮。这两大历史性的变化熨平了草料和饮水在季节间和年际间的波动。由此，我国草原牧区的草食畜牧业逐渐挣脱了气候和饲草资源的约束，开始了持续的增长。在90年代之后，雪灾而导致大规模牲畜死亡的现象在我国牧区已经是局部零星事件了。

可是，新的挑战悄然降临。由于牧区草食牲畜头数的长期持续增长，草原植物没有恢复机会。大量牲畜的过度啃食，会导致深根系的多年生优质牧草比例下降，机会性生长但浅根系的一二年生草本植物才能生存下来，草地生产的饲草数量和质量逐渐下降。随着时间推移，地表所有植物和枯落植物组织都被吃尽。冬季地表逐渐裸露，在冰雪融化且大风多发的早春，沙尘暴就会频繁爆发了。用生态学术语来说，工业化早期的草食畜种群增长呈现无环境约束的指数增长形态，直到环境彻底出现问题才会引起人们的觉察。

内蒙古地区草食牲畜的增长经历了从有环境承载力限制的逻辑斯蒂增长到挣脱环境承载力的指数增长。工业化驱动了这一转变，但是也导致了后续的超载过牧和草地退化

然而，我国人民和地方政府很早就觉察到草食家畜增长模式的历史性改变和环境危机的悄然降临。比如，在1992年，鄂尔多斯地区的人民和政府就开始尝试禁牧和休牧，以约束载畜量的持续增长。在2000年前后，我国大多数地区的牧民都开始适应工业化导致的家畜种群增长模式的变化，逐步改变家畜养殖策略。他们在冬季来临之前出售羔羊，降低越冬种群量；压缩非繁殖的公畜和老龄处的数量，只保留1%左右的种畜；不再以抗灾保畜为畜群管理目标，而以提高经济产出和降低放牧强度为管理目标。

我们的计量研究也证明了，牧民的自发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沙尘暴发生，更在之后的治理事情促进了国家对沙漠化的遏制。但是，我国牧民多为中小牧户，面对市场和气候的双重波动，首先需要解决温饱问题，然后需要满足家庭医疗和子女教育等刚性支出。因此，尽管广大牧民做出努力，他们也很难独立实现削减牲畜和恢复草原植被。

在2003年后，我国中央政府开始对草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启动了退耕还草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这些国家级的生态项目通过围栏建设，彻底明晰了牧民对草地的承包使用权。尽管面临很多学界的争议，明晰的产权和覆盖全境的围栏建设，保障了我国牧民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经营和管理自己的家庭牧场。时至今日，牧民大多爱惜自己草场，合理调节牲畜数量。除非面临不可避免的经济压力，比如子女上学或者家人看病，牧民一般都会控制自家牧场上的放牧强度。

国家也开始对牧民进行直接的草地生态补贴。数万元的草原生态补贴对于牧民生活的确起到了很大的改善作用，在旱灾和雪灾中，这数万元的补贴起到更为重要的应急作用。此外，草原补贴也可以撬动数十万元的低息牧业贷款用于发展生产。这是因为牧区普惠金融贷款每年的利息也就是万元左右，可以被国家方法的草原补贴覆盖。另外，国家直接投资，雇佣当地农牧民对草原风蚀口进行封锁，对遏制沙漠化扩张也有重要意义。

我国草原地区农业开垦，是草地沙化第二重要的驱动因素。同样由于早期工业化的驱动，在1880年前后，改进了的农具和水利方法促进了种植业向我国草原牧区的持续扩张，形成了位于胡焕庸线两侧的农牧交错带。自此，农牧矛盾长期成为草原牧区重要的政治和生态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和人民努力实现草原区的农牧协同发展。需要指出，草原区零星分布种植业是合理的。即使在前工业化时期，种植业和畜牧业也是高度相互依存的。种植业需要役畜，庄家需要粪肥；牧民需要吃粮，牲畜需要精料。在建国前三十年，牧区道路还很原始，千里运粮供用牧区成本高昂。比如，当时供用呼伦贝尔地区的粮食，运费已经占了粮食价格的一半。这些运费都由政府财政补贴，成为当时内蒙古自治区严重的财政负担。此外，由于物流欠发展，政府对牧民只能供用十种左右的商品粮；副食、蔬菜、水果等必需品难以充分供用。因此，牧区必须自行生产一部分粮食和蔬菜是改善牧民生活的客观需要。

由于缺乏科学认知，建国前三十年，政府和人民曾经在水源匮乏的草原区开展过开垦运动。但是由于产量太差，这些不当开垦草原的措施很快被群众放弃，并被上级政府叫停，随后进行了草地恢复。因此，在1990年代后期，沙尘暴爆发的时期，除了农牧交错带以外，耕地在草原区只是零星分布。在2003之后，退耕还草政策驱动下，我国牧区严格控制了草地开垦。草原地区以牧为主，农牧协调发展的认识已经深入人心。

2000-2014年，内蒙古地区的退耕还林草和植被状态

在2010年之后，我国草地沙漠化恶化的态势已经完全被遏制了。草原地区的牧业和农业已经重新遵照植被和水土的自然承载力而发展。一些具体的事实可以佐证。我国北方沙尘暴次数锐减。近期，大规模的沙尘天气，仅仅在2015年，2020年和今年发生3次，其中沙源地多不在我国境内；而在2000年前后，大规模沙尘天气每年都在十次左右。我国四大沙地，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和呼伦贝尔等沙地的扩张态势已经得到遏制，部分区域植被重新开始扩张。尽管，植被恢复到工业化之前的历史时期的原始状态还有一定距离，但是我们的确达到了“畜牧业繁荣-超载过牧-环境危机-应急性治理-草原可持续发展”这一历史周期的收官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