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蒋努力建设一个可以统一中国的强大的国民政府，但他想要的是一个基于军事力量的保守、独裁的政权。他对群众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这种独裁政权在20世纪已很普遍，没有理由设想这样的一个政权在中国会不成功。但这种政府缺乏像中共那样吸引广大农工群众的社会纲领。

对一个寻求团结和力量的保守派政府来说，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诉求就是民族主义。诚然，国民党运动已被作为一种民族主义运动建立起来；在蒋的领导下，它的社会方案被改头换面，民族主义是主要的思想支柱。

中国许多保守的军事领导人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潜在力量。例如，阎锡山举起了抗日旗帜，也顺带进行反共。用利蒙•冯•斯拉克的话来说，他把抗日问题视为“一面旗帜，用来吸引可以帮助统治人民的有才干的人……他不愿或不能担负真正的结构性的改革……但民族主义是一种他能够尝试的吸引力，而不需要进行制度性的变革”。

同样，蒋介石在社会上是保守的，不愿利用动员的途径或阶级斗争来构建政治基础。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蒋很难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统合的因素。一旦蒋离开首都南京几周几月，南京官员在日本的压力下改变政策，并镇压所有抗日情绪的表达时，南京就对日本的要求显得软弱和驯顺。

因此，20世纪30年代，蒋无法利用民众舆论的大规模爆发来巩固他的政权。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些，并得到学生示威者、救亡分子的支持者及政治上表现积极的民众的支持，他本可以吸引许多有才干的个人的支持和献身，来充实他的政府和军队。但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到1936年秋，民族主义问题是不利于南京政府的。在其他情况下本应被激发起来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中国青年却变得离心离德。

蒋也别无其他的选择。他似乎心仪法西斯主义，想把它作为民族统合的工具，一度热衷于蓝衣社的活动。不过，如果他让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在南京发挥更加主导的作用的话，日本人的强烈反对将注定绥靖政策的失败。蒋发起的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新生活运动，没有感染多少中国人。

如果蒋在这场运动中能不加限制地容纳一种更加明显的国家主义的诉求，它可能会在构建其政权时成为重要的因素。绥靖政策封死了这种选择。为了适合他的政府的需要，蒋不得不转向被日本人所接受的像黄郛和唐有壬这样的人。不幸的是，上述这些领导人不得人心，并缺乏大部分中国民众的信任。

因此，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在中国引发巨大的民意压力，没有为蒋所用。救亡运动中的大多数人对蒋的宿敌中国共产党的好感要比对南京政权大得多。为什么共产党能够运用民族主义的问题呢？如果我们把他们仅仅视为南京时代许多地方势力中的一种的话，那么，这种信任似乎是不合常理的。他们举着抗日旗帜，但福建、广东和其他人统统如此。

当然，中国共产党对许多中国人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它提出的社会和政治纲领远比国民党及其地方领袖们的纲领要先进。但至于日本问题，是蒋介石和日本人自身把共产党置于了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由于蒋把中共的活动作为无法对日开战的借口，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开始呼吁实行统一战线。与共产党的合作被视作等同于抗日。

东京坚持中国联合日本与伪满洲国共同防共，这产生了与上面类似的影响。在华北，自治运动的借口是“剿共”，伪政权的名称中似乎总是包含“反共”的词语。至1937年，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蒋介石乐于采用的这些口号，以及“反共”和“剿匪”的词语，被看作妥协，并被视为迎合日本人。统一战线及与苏联合作的思想意味着抵抗日本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的问题造成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情，并提高了它的声望。

因此，蒋介石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作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需要民族主义作为统合的工具，除非他愿意挑战中国强大的邻国，否则，他无法利用这种工具。不幸的是，那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占有优势地位，并具有侵略性。由于避免与日本作战，蒋造成了民众对他最为痛恨的那股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中国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最终需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是一个蒋介石政府完全无法完成的任务。只有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才能开启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国民族国家之路。但这场创建的建筑师将是毛泽东，而非蒋介石。

[美]柯博文，《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