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柯博文】

有关南京政府时代的论著，对这个阶段的描述，通常分歧极大。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支持者把南京的十年称为中国的建国时期。他们把蒋介石描述成在军阀时代的废墟上，面对外国的阻挠，英勇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蒋从在长江下游的一小块基地着手，在他消灭了地方上的对手后，逐渐把南京政府的权威扩展到中国各个省份。这些著述告诉我们，至1937年，他已经建立了一支强大而又高效的国民军。像法币改革和工业化方案这些英明的政策，帮助南京政府创建了中国的新时代。

在这些学者看来，蒋在这个阶段中成功的关键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由于蒋认识到中国无法与日本的军事机器相抗衡，他尽可能长地推迟战争。国民党史学家认为蒋有一个消灭内部敌人和培养国家力量，以便中国将来与日本作战的精心备战计划。他们认为，他几乎就要获得成功。不幸的是，由于中共的谋略以及中国民众和张学良没有理解他的想法，中国被迫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进行战争，并导致了灾难的发生。

国民党的反对者则描绘了完全不同的场景。他们把南京阶段说成是软弱和动荡时期。当中国不放一枪把整个东北交给日本人的时候，这种软弱导致了日本的强硬派极其蔑视中国的军队，拒绝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像样的对手。事实上，当1937年日本进攻中国时，日本指挥官乐观地估计，南京政府可以在几个星期至多6个月内被击败。他们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轻视，导致了这种灾难性的误算。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在1931年加以抵抗，日本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

1931年中国的不抵抗，也注定了企图抑制关东军的日本温和派的命运。当极端分子以极小的生命代价取得了如此容易和深受鼓舞的胜利时，抑制关东军完全是不可能的了。由于关东军胜利的影响，日本的国内政治发生了剧变。军人掌握了权力，而政党的政治家们则成了明日黄花。因此，可以认为，蒋的不抵抗政策，帮助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

国民党的批评者们也否认蒋所说的他有一个构建国家力量以作最终的抵抗这一精心计划。他们把20世纪30年代南京的外交政策说成是拖延和软弱的政策，而不是什么精心建设的战略。蒋对“剿共”战争的专注是避免解决棘手的日本问题的借口。为了迎合东京，蒋还放弃了诸如保护关税或国联的发展项目这些本来可以使中国强大的政策。诚然，蒋确实建立了其规模可以说与日本相同的军队，但日军在1937年时比1931年时要强大得多。

另外，由于中国多年来的退让，日本已经在蒋抵抗前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东北、热河、冀东、内蒙古。日本已经破坏了中国在平津、山东、上海地区（1932年的停战协定限制这里的防御），甚至在福建和海南岛的防御，在这些地方，日本人的侦察为侵略扫清了道路。因此，蒋的批评者认为，南京的军队建设一直被日本的军备整顿和对中国的蚕食所远远甩在后面。“先安内”已经悲惨地失败了。

蒋介石（资料图）

因此，对蒋介石在南京时代的成就，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些看上去矛盾的解释可以调和吗？实际上，日本问题对这一阶段的中国政治起着巨大而又复杂的影响。如果我们根据地方势力的内部竞争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那么，日本问题促成了更加伟大的民族团结。

当1931年日本首次进攻的时候，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只不过是一群名义上服从国民党的地方实体。在1928—1931年之间，南京时代早期的政治与军阀时代的政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蒋仅是同类人中的佼佼者而已。在他们之外，如日本，是其权力游戏中不可动摇的因素。

日本征服东北，改变了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对这个国家的生存造成了一种独有的外来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蒋的地位。日本通过征服他们的领地、击败其军队、并将其逼退，消灭了他在华北的许多对手。

另外，日本对华巨大而无休止的压力，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共识，这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就是中国只有团结起来反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且，这时只有蒋介石具有领导这个国家的资格。当像西南联盟、福建叛军或西安的势力这些地方领导人，因蒋介石软弱的对日立场而对其进行攻击时，他们总是被怀疑怀着个人的动机。蒋的地方对手总是无功而返，无法在抵抗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不过，蒋介石无法利用日本问题来获益。在中国政治中，日本问题最大的后果是“民意”的兴起。一起又一起事件、一次又一次耻辱激怒了所有政治派别的中国人。学生、商人、士兵和政府官员被日本人看似没完没了的要求所激怒。在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军队中产生了强大的势力，本应潜在地用来巩固国民政府，但蒋介石无法利用这支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