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发大财”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列强接纳中国加入WTO时，谁也没想到，中国会借助突然打开的国际市场，盘活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甚至对发达国家的很多产业都形成虹吸效应。

美国打的算盘，一是赚中国市场的钱，二是借助自由贸易，推动中国政治上的演变。但十几年过去了，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5年，中国按美元计算的GDP排到世界第二，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以上，德国的三倍以上，法国的四倍以上。1998年排在中国之前的意大利，现在已经被甩到了世界第十，GDP总量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世界银行则认为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一。

而在政治上，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道路自信”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反而是美国国内开始出现各种不自信的声音，比如Donald Trump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个again就表明，他对美国现在是否仍然great，已经没有那么确定了。

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掌舵者们一直清醒地朝着中国“发大财”这一目标前进。作为执行者的吴先生即便习惯于“闷声”，缺乏“发大财”的意识，但只要是认真执行中央决策，还是不会脱离“发大财”的大局的。在吴先生离世之后，我们必须对他作为一个执行者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应将其放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再推断其外交思路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思想实验没有太大意义，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

但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如果吴先生在今天继续做一个外交领域的执行者，或许就没法达到过去的贡献高度了。因为“闷声大发财”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闷声大发财”之所以终结，恰恰是因为“大发财”比较成功，而且列强已经知道中国已经发家致富了。过去没有一个国家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的70%，苏联和日本都是在接近这条线的时候，被美国下手搞掉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竟然对中国放松警惕，等到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超过了美国。这就给世界第一霸权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其军事外交重心迅速转移，竭力挑拨中国与邻国关系，制约中国的发展。在这种新的局势之下，再继续“闷声”，虚与委蛇，而非正面迎战，就会有损“大发财”的事业了。而中国的掌舵者们也及时调整了战略，无论在东海，还是在南海，我们都主动出击，敢于和美日正面对抗，在斗争中创造新的筹码，实现对我更有利的利益交换。

在这轮斗争中，中国需要在国际上获得可靠的朋友。“闷声大发财”时期，中国与许多国家搞了不少经济贸易合作，但由于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国内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外交上的基本做法就是谁当权就跟谁合作。当一些国家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各方力量对中国有所期待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做出及时回应，这就难以获得忠实可靠的朋友。走出“闷声大发财”，意味着要更加积极能动地研究评估相关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形势需要我们做出政治回应的时候，及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赢得朋友的最大的资本，就是前面“闷声大发财”所积累起来的家业。在搞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有技术，有资金，有人力，能够给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一站式”服务，这种能力在当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硬实力基础之上，加上更为清晰的政治理念阐述，中国就能赢得更多更可靠的朋友。这些朋友不仅能在政治上减轻中国所受到的压力，还能通过互利的合作，化解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走出“闷声大发财”时代，不意味着进入一个“厉声”时代。在与美国的博弈之中，中国相比以往有了更多的筹码，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也大大降低了擦枪走火的概率。君不见，前一周美国军舰在南海游弋，中国军舰紧随“护航”，后一周，中国批准提供给美国2500亿人民币的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数量仅次于香港。因此，这是一种在合作中博弈，在博弈中合作的关系。作为执行者的外交官，相比以往，更需要在复杂形势中做出政治判断的能力，以行使好手中的自由裁量权。

三位牺牲在塞尔维亚的烈士获得国家领导人最高级别的凭吊，足以让我们确信，中国已经告别了“闷声大发财”的时代。吴建民先生对中国外交的贡献，值得今人铭记，但总体而言，他属于已经过去的“闷声大发财”时代。中国外交，需要的是与时俱进，而非刻舟求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