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冉剑）

当地时间6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凭吊了1999年5月8日美国对我驻前南联盟使馆轰炸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3位烈士。几个钟头之后，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在武汉遭遇车祸而离世。两则信息，在国内舆论场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对于许多“七五后”而言，1999年的炸馆事件刻骨铭心，激发了一代人的政治意识和爱国热情。当时，不少人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烈士的悼念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我国领导人也对美国提出了严正抗议，但考虑到中美关系的脆弱性，在具体行动上一直比较谨慎，原因在于，要在后冷战的国际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绕不过美国这个单极霸权。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年年拿贸易最惠国待遇来要挟中国，年年搞个大新闻，这也是许多“七五后”的深刻记忆。不过，炸馆之后第二年，美国国会两院居然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吴建民先生也正是在1998—2003年期间担任驻法大使，并在卸任驻法大使之后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直至2008年4月退休。

可以说，从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对美外交长期秉持求稳的精神，很少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在很多时候还会主动做出让步，并对民间主张对美强硬的声音进行管控。这一态度甚至还影响到了中国影视剧的生产。2000年电视剧《抗美援朝》封镜，原计划2001年播出，但十年过去了，该剧也没有播出。直到最近电视剧《三八线》的播出，抗美援朝题材的播映才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而吴先生一贯主张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基调，中国外交要更多地理解西方国家的思考角度，避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因此也屡次成为主张对美强硬的人士的辩论对象。吴先生不幸离世，更是引发了互联网上两极分化的评价，一些人充满赞赏地转发吴先生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而另外一些人批评吴先生缺乏国家利益意识，甚至直斥为“汉奸”。

平心而论，“汉奸”之谥，可谓相当偏激，批评者很难举出例子，说明吴先生在哪些具体问题上出卖了国家利益。在中国，外交重大决策的中心是在中央，而不在外交部，外交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执行机构，尽管在许多事情上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先有路线，才有与路线相应的干部政策。吴先生在外交体系所获得的地位，其基础是90年代以来强调“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这条路线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不当头，不与霸权直接对抗，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内部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用五个字来概括这一路线，就是“闷声大发财”。

九十年代正是中国一个矛盾高发的时期。党政军学纷纷下海经商，社会风气滑坡很快，市场经济建设之初，假冒伪劣商品和血汗工厂盛行；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几千万职工下岗；农村税费负担问题突出，干群矛盾非常尖锐；“台独”势力甚嚣尘上，在两岸关系上公然挑衅。在国际上，西方阵营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对中国蔑视、封锁、打压。1998年，中国的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七，还不如意大利。中国是否克服种种困难，平稳发展下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平心而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中国与单极霸权正面对抗，缺乏实力条件，也很难在国际上获得盟友。加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并利用其来壮大自己，是比较理性的选择。“闷声”是手段，“大发财”才是目的。

但是，在外交实践中，“大发财”是可做不可说的，如果天天挂在嘴边说，恰恰与“闷声”相违背。因此，必然要使用一些“闷声”闷出了习惯的干部，他们真诚地相信列强是和善的，只要我们不主动挑衅，世界就有和平。这样的干部和列强谈笑风生，可以在列强那里起到“示弱”的效果，从而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吴先生就是这样的干部，他做翻译出身，外语水平高，真诚相信世界和平，不会因为心口不一而在列强前面露出破绽，这正是“韬光养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干部。

回过头来看，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现在的“发大财”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得益于早年的“闷声”。1999年炸馆事件、2001年撞机事件和晚清和民国常见的国耻事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不管是“闷声”，还是“厉声”，都没有“发财”的能力。但是，新中国不一样，我们有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可观的科研能力，只要能搞来外国的现货，就有能力通过“反向工程”，迅速搞清其构造和原理。而且，在炸馆事件之后，我国的军事工业投资不断增长，积累十多年后，才有了最近军事工业成果的井喷。

1999年5月7日深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野蛮袭击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原本漂亮、气派的使馆瞬间成为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