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扩大有其阶段性特点，也需要在历史发展阶段有序解决

作为后发国家，我们长期处于赶超状态，为了尽快改变落后贫穷的面貌，必须将积累的资源更多运用于生产力的发展，也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分配优化会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据统计，1979—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增速低于前者一个百分点，年均增长8.2%【7】。

在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曾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这本身就意味着对效率的追求超过了对公平的兼顾。并且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提出了“让各种生产要素充分涌流”，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会削弱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早在2012年，社科院《以民为本：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0年（2002-2012）》蓝皮书就曾指出：“资本收益对资本的分配，远远超过对劳动的分配，使得劳动工资收入相对下降，进而导致资本、技术、管理等非劳动力要素占有的差异成为收入分配差距大幅提高的主要原因……各生产要素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贡献差距巨大，使得人们的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拉大。”【8】

也就是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中国的财富分配从相对较为平等的水平快速上升，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反超英法等国。据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报告显示，我国的财富集中程度已经接近寡头垄断普遍的俄罗斯、美国水平【9】。

网上每次公布与收入有关的消息，总不乏 “又被平均了”的声音。而上述所说，就是“被平均”的历史大背景，带有着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性。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基尼系数曾长期处于0.2左右的水平【10】，到八十年代初超过0.3【11】。自从国家统计局发布自本世纪初以来的历年基尼系数，该指标始终在0.45以上的相对高位运行，自2009年有所下滑，尤其是2010以后有一段降幅较大的时期。但近年来又有回升迹象，已从2015年最低点0.462又上浮至2022年的0.467。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以来基尼系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作者自制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我国基尼系数的数值，存在低估的可能。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就曾认为，这种误差主要来自对高收入群体的认定【12】。官方对此也是直面问题，时任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也曾公开肯定过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信息难以获取，导致基尼系数统计值偏低【13】。

总之，贫富差距依然是我国发展中的隐忧，且从部分统计和现象来看，仍有持续扩大的趋势，且高收入群体的财富外流，更是在近年来屡屡引发舆情。在对经济均衡发展造成障碍的同时，也将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

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国力的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中央对于效率和公平的界定也在过去十几年发生调整，向着更注重公平的方向倾斜，分阶段任务与具体措施也逐步细化。

任何大方向的调整都需要时间，并在分解总目标时根据轻重缓急有序安排。从脱贫攻坚、建成小康社会，再到共同富裕，谋篇布局是非常清晰的【14】，列出时间线，我们能清晰地发现其中的继承与发展。

近年若干重大会议的相关论述和安排。 作者自制

收入分配的顶层设计方向明确，重在落实

在2024年7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对于分配制度改革的总方向，再次被明确概括为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15】。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更是再次强调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6】。

这不仅是当前的宣示，更是多少年来的贯穿，中央对此的路径设定是一贯的、连续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17】。

十多年后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18】

对比两次三中全会后通过的《决定》，在分配问题上，方针和核心内容的区别相差不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于分配的关切和要求更为聚焦和精简，并较前者更明确提出了三次分配。从中也能看出，国家对于收入调节目标、劳动报酬占比、健全要素分配、再分配调节手段与公益慈善支持的方针是一脉相承的。

两届三中全会对分配制度改革的内容对比 作者自制

十年来新提法相对较少，总的内容基本不变，也说明分配制度改革依然重在贯彻落实。从收入分配的落实情况来看，我国的三次分配水平与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甚至在部分领域还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三次分配的现状与同发达国家的对比 作者自制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那样，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又要继续结构调整、又要努力开辟经济增量维护稳定的双重任务，“调结构、保增长”的需要和难度都比以往有所增加。在此阶段，不能一味套用过往的刺激政策，由此带来的阶段性紧缩风险和就业问题将持续存在。

对此，如何平衡转型与发展的关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做实增量的基础上动态解决既有的分配问题，实现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相互调适，也就成为了新阶段发展的应有之义。

立足当下，不应割裂“发展”和“分配”的关系

综上，当前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为了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必须做好新旧模式的转型。同时又为了填补旧模式出清造成的问题，必须创造新的增量，并确保增量能被人民群众所共享。

因此，笔者始终认为，要带着辩证、动态的观念来看待当下的问题，不能简单割裂“发展”和“分配”的关系，二者并非缺失性比较。从当下国情来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历史经验也表明，在经济增长遭遇瓶颈的时候，如果专注于存量再分配，不做好增量，社会在存量分配中打转，反而可能激化更大的社会矛盾。远的不说，就说疫情以来，某些国家面对发展和分配的问题，只是一味提倡增税、“向全民发钱”，结果并没有真正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社会骚乱反而愈演愈烈。

近年来，欧美国家在福利开支和转移支付上所作的承诺与行动不可谓小，但由于不触及深层次的经济发展动能挖掘与生产关系改革，不管是“零元购”还是社会骚乱都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的教训不可不吸取。

对此，总书记在浙江任职时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平只能是相对的，不能离开生产力水平开空头支票、盲目吊高胃口。”【19】

分配问题不仅只有在发展中解决，也能够在发展中得到更完善、更稳妥地解决。我们正在追求的现代化，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迭代、产业升级、配套优化、市场开拓、服务提升、标准制定、定价权争夺等一系列内容，其中有些是能够赚取超额利润大大丰富经济成果的，有些则是能够在推进发展中创造新业态、形成新就业的，有些还是二者能够兼而有之的。

具体到现实操作上，诸如通过技术升级增强自身产品的稀缺价值，并通过产业链条的配套完善，带动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通过对统一大市场的推动完善，减少不必要环节，压制垄断，提高效率；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通过产业链和配套基建投资，辅以地缘政治布局，实现双循环的良性运转；在产品输出的同时，建立真正具备国际化格局的运输、运营、服务保障和配套宣传产业链，带动服务与就业的量质齐升；在实现技术、生产、销售、运营、内外市场全打通的基础上，提出普适性的行业标准、掌握主导权，由此实现各个环节的超额收益……上述都能在做大增量的动态过程里去解决分配问题。

总之，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可持续的现代化，正是不断实现以发展增量来供给存量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改革和完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也正是在这样的统筹兼顾中，才能真正夯实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