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此类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高精技术类工种始终处于稀缺状态，此类移民的流入反而是越来越少，且极易受到日趋随意的政策干扰。美国近期围绕H1-B签证引发的风波正是该问题的缩影，“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之一拉马斯瓦米甚至痛斥“美国文化长期以来崇尚平庸而非卓越”，无法满足这方面需求。

另一方面，则是在衣食住行、运输仓储相关的基础制造和服务类行业，供给真正过剩，新移民占比过高，且不少受教育移民的技能和教育背景与该类工作不符，出现严重“错配”。

不仅是美国，移民输入就能促进就业的“理所当然”，正在西方国家遭受普遍挑战。本轮加拿大政潮中，舆论对特鲁多的一大抨击点就是：创纪录的移民水平却几乎没有带动可工作纳税人的人口占比。其实加拿大只是诸多反面典型中的一个而已，从多国数据来看，都出现了移民增速大大“跑赢”就业率增幅的情况。

因各国统计数据发布时间不一，故起讫时间有些许误差。美法两国为2023年较2015年的增幅，德国为2021年较2015年的增幅，加拿大为2021年较2016年的增幅。 图表来源：根据Fred（联邦储备经济数据库）和各国统计局数据汇总自制。

而这些现象的表象背后是更为深层的人力资源供需结构矛盾。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的过程，造成了基础行业的大量迁移。高新技术看似蓬勃发展，但从场景到应用的转化却有边际效益递减之势。只靠一味的概念炒作，缺乏大面积的应用推广，甚至连基础加工都在国外，长此以往不仅高精尖行业的就业受到限制，连能够给被他们蔑称为“低端移民”提供的基础行业工作机会，也一样越来越少。此时出于“政治正确”引入的移民，在不事劳作的环境中又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陷入基层矛盾的恶性循环。

此时正是在技术领域，已经出现了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科创东移”现象。根据联合国下属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全球百大科技集群排行榜，进入榜单的欧洲（不含俄罗斯）科技集群由2017年榜单中的35个减少到2024年榜单中的27个，美国由同期的30个减少到20个，中国内地由4个增长到26个（含港台共计28个）。在前20大集群中，2017年，美欧中分别有7个、6个和3个；2024年则变为6个、1个和8个。

2017和2024年全球百大科技集群分布。中国头部科技集群的增加不仅是数量的增加，还是覆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全方位增加。 图表来源：WIPO。

这样的变化也已经传导到了生产和出口，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所提供的数据，已经实现工业化的高收入国家，其制造业增加值在1990年占全球份额高达74%，到2000年仍有72%，却在本世纪加速收缩，到2022年仅有49%。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由2000年的75%收缩至2022年的56%，预计再过几年同样将跌破一半份额。

也正是在从技术到产业正在经历这样一番东升西降的历史性节点，欧美国家经济增长的驱动内核正在受到严峻挑战，这也同样会让它本已存在的财政问题被进一步放大。

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财政情况仍在趋向恶化。一方面，政府债务扩张速度跑赢经济增速已是普遍现象，且仍在持续飙升之中，美国自不必说，欧盟平均的政府负债率已经突破了80%，除德国尚能控制在65%以内，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主要国家都已突破100%。

另一方面，财政赤字也仍在扩大，在G7国家中，政府赤字率基本都达到了上一轮金融危机结束以来的阶段性高点，像美德法意等国更是达到了历史性高点，财政资金的缺口日益扩大。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加入欧盟的要求包括了赤字率低于3%和政府负债率低于60%。若是以此考核，截至2023年，G7国家已经“全军覆没”。

G7国家政府负债率（左）和赤字率（右）。 图表来源：根据各国统计局数据汇总自制。

欧洲央行在去年底刚发出警告，如果不能降低公共债务，促进增长，扭转“政策不确定性”，欧元区将面临另一场债务危机的风险。但要削减投资规模、收缩财政开支、挖掘新增长点，在当下时点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对于非美西方国家来说，要保证本国经济政策的独立自主、不被某些域外强国所绑架更是难上加难。

更为黑色幽默的是，这些国家追随美国战车，已经给本国带来了生产生活成本全链条上涨、财政大幅度恶化。在特朗普上任后，居然还将面对美国的领土和主权让渡要求，并公然干涉本国领导人更迭。更有甚者，“盟主”的行为还先于俄罗斯触犯了整个防务联盟的相关条约，真是“组团防贼七十年，方知团长是盗长”。

除了赤裸裸的政策绑架与内政干涉，经济上的“美元镰刀”也是人所共知。近年唱衰中国经济的一大理由就是美元汇率不断上升，导致按美元计价的中美GDP差距又有所拉大。其实拉入其他国家一对比，就会发现比中国压力更大的大有人在。如果都按美元计价，其他G7国家的GDP几乎是十年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而这绝不仅仅只是生产总值的计数口径问题，其背后是一个国家的资产定价体系和跨境资本流动问题。

按美元计价的G7国家和中国GDP，从中就能窥见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以及为什么说“天下苦美久矣”。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面对这样的汇率镰刀，中国能做的是发挥自己强大的制造和建设能力，以一篮子工业品和消费品锚定自己的货币，在外部环境波云诡谲的情况下，依然稳定本国生产生活成本，同时输出正外部性，构建一个个双边多边乃至全区域合作机制，去对冲某些国家级印钞机对各国资产定价体系的扰动。

这需要一个国家同时具备广阔的发展纵深、强大的实体经济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中国能够做到，可其他这些发达国家呢？当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从原本的“加油包”，不断沦为某一个发达国家的“放血槽”时，它们的“发达国家”招牌又还能悬挂多久？它们的内部合作机制还能持续多久？

这样星星点点的现象，同样构成了时代转折点到来的子夜寒星。

由着上述问题，我们也不禁要问一句：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是不是只该停留在对于浅层数据的排列组合？是否应该从构成这些数据的基本要素、社会现象、民众体验出发，放置到时间、空间的维度去进行完整的复盘？

很多人都说讲经济学的人太多，其实笔者觉得，这些年恰恰是能做“比较经济学”的老师还是少了。有些舆论一面嘲讽着自己国家的进步，割裂了现实条件与外部参照系的比较，去贬损实实在在的成就，连带着“宏大叙事”都被他们说成了贬义词。可另一面呢，又乐得替西方发达国家鼓吹“宏大叙事”，安于几个数据一列就套公式一样的得出结论，分析手段和2500年前的郑人买履别无二致。

所以这些年笔者越发明白，为什么有一门课一定要叫“政治经济学”。在写作本文时，也欣闻文一老师牵头主编的《宏观经济学》取得重大进展，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也有幸亲眼看到文老师对于这套教材的倾注投入。祝愿本书能早日与莘莘学子见面，也祝每一位立志讲好中国故事的老师和同志，在我们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中不断登上新高峰！

转折时代的火焰，是各条战线多少这样的同志齐心协力点燃的，温暖了子夜，等候着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