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一刀切，导致政策执行和资源配置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上文已经提到了向技术密集型升级的问题，其实在现实层面，技术和劳动密集型并非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宜简单切割。劳动密集型也可以有技术，也可以走高端。最近曾在分析印尼加征关税的文章里对此有所论述[7]：

笔者当时写的还主要是农业和轻工，后来又在脑子里复盘了一下走访过的客户，重工行业依然是如此。对于人们印象中五大三粗、来料加工的，不管是工艺改善、链条拓展、产业循环、绿能供应等等维度打通以后，能单纯说只是劳动密集么？

但在现实操作上，我们上一阶段在执行过程中，部分地区对此可能是有一些偏差的，出现了“腾笼换鸟，老鸟死了，新鸟没来、笼中空空”的情况。这些年走访各地，时不时会看见一些被腾空的巨大产业园，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来到了自贡或蒙大拿的大型恐龙坟场。身边也有一些企业家朋友，甚至是地方国企，笔者亲眼看着他们本是为了产业链的正常拓展而做的投资，当年在面临“两高一剩”认定扩大化后受到怎样的冲击，又怎么咬着牙去克服时艰。

这样的现象在2016年以来，在全国尤其是北方部分地区并不罕见，出现了不少腾空的传统产业，结果又遭遇到了疫情……这些地方的群众体验也就可想而知了。

顶层设计对现实的理解，具体执行对设计的理解，连同现实对决策层、执行层作反馈的时间差，层层叠加之后，就会出现一些结构性、周期性的问题，在本来就经济增速换挡时还影响到生产、收入与就业。

除了政府监管，影响资源配置的还有金融机构的支持偏好。很多金融机构，特别是属地化经营的，不乏优秀的业务人员，对于属地内的产业结构、运营模式、上下游关系、区域乃至全国的影响如数家珍。但是问题就在，很多业务的推进并非业务团队自己就能决定。

不管是政策制定也好，还是金融机构中后台推导风控模型、设计金融产品也罢，如果不能深入走向地方、扎根企业，只在办公室里通过几份PPT、几张现场照去推敲，它就不可能去了解基本的产业运作逻辑，又怎能指望设计出对标行业的方案。更何况这背后还有对试错成本担当的算计。

于是，一部分本该作为实体经济润滑油的金融机构，就把业务抽象成了选择优质抵押物和股东方的资金搬运工，可这样的优质企业在市场上终归是少数，却云集了大量意向资金之后，就出现了“标品卷非标、股份卷小行、五大卷股份、最后政策行和低利率特别债来了一锅端”，拼业务搞成了拼牌照，出现了大量资金空转，同样产生了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最近某位老师还对金融行业降薪作了如下表态，笔者认为很值得商榷的。金融业与制造业各有含金量，不是非要高精尖的制造业才有“知识的含金量”，这两个行业没有也不该有高低贵贱。恰恰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偏差，导致了第一章写到的严峻局面，让如今的形势更加严峻，改革阻力更大。当然，他有一点说得很对，薪资应该按照知识水平来确定，而不应是牌照、平台甚至所属行业。

3、双循环的宏大前景可期，但内外市场的节点问题尚待克服

如果说上述两点分别对应了新旧动能转化中的产业分类和技术分层，那么这一部分的关系就对应了市场维护与开拓，这也是我们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如何能稳定创收的关键环节。

内循环部分，从理论上说，前景应该是很广阔的。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就是构建上能立足内需，供给上能畅通循环，围绕这一组基本的供求关系，在新旧模式转换的大背景下合理安排破立的节奏。大道至简，但精耕甚难。我们目前在构建国内大循环、大市场遇到的阶段性困难，就是在“供求破立”四字上遭遇到了全方位挑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内需受到了影响，“生产-就业-收入-消费”这组关系是有走向通缩螺旋的趋势的。工业企业盈利和制造业景气水平边际回落，工业企业的市场和盈利缺乏保证，也会影响到产出。供求关系不畅，物流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在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存量内卷的发展中，各地政府保护主义就有可能抬头，又会影响到“循环畅通”的基本要求。

而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面，传导到上层建筑的信息如何被甄别，如何去理解破立关系、安排破立节奏、并确保在实践中不走样，也都是知易行难的问题。“一管就松、一放就死”的问题这几十年来也是屡见不鲜，这些都对方向引导和精准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节奏调整的过程中，基层感受到的震荡与徘徊也会非常强烈。

开拓海外市场，并且提高自身在市场的地位和影响，也是国家发展到如今这个水平的应有之义。这又分消极和积极两个角度，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卷不动国内就得去卷国外，在国内具有强大生产能力，而市场容纳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必然要打通外部市场。

从积极的角度考虑，便是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去构建一个符合当前发展阶段与综合国力需要的外循环体系。我们不只是供应商品，而且还输出产业，并能和对象国共同构建产业链条，反哺于内循环。在打通这一条条内外链条的基础上，去推动实现我们在当地的利益与地缘战略，由此又反哺于这套双循环机制，使其更加稳固。我们现在的国力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能力是有，但在具体的操作环节就会遭遇挑战。对于相对发达的国家，它们也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而且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习惯了占着优势产业向全球剥削超额红利。对他们来说，随时可以为了切身利益撕下“自由市场”的面纱，各种制裁与围堵随之而来。相关套路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而且在打压中，由于西方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还会导致如第一章列举的资本外流压力。

对于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一样可能产生矛盾，我们在基础工业上的优势太大了，很容易就会冲击到他们的工业。就仿佛近代英国布匹冲击长三角乃至长江腹地的土布手工业一样。更何况就像上文提到印尼的加征关税意向，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美国带头打贸易战后，很多身陷战区内的产品供应转战到人家这里，不仅价格被打下来了，还每年都给印尼都造成了十几万几十万的失业。

我们很难在经济学教科书里看到对此类问题的解决方式，这已经构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各国都有独立发展工业化的权利，我们如果一味兜售“比较优势”理论、或者以势压人，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如何阐述？我们和广大南方国家，尤其是当前在东南亚和中东这两个利益高度复杂的地区铺设地缘战略两翼的进程，还能否取信于人、有序推进？

这都是涉及到长远根本的大问题，而为了这些大问题要做的迂回、调整，也会变成焦灼的痛感，反作用回国内的相关行业与从业人群上。

4、新模式尚未成熟，旧模式就无法出清，阶段性共存也会带来阶段性摩擦

这既是一个现实基本面的问题，也是我们所要采取的策略手段问题。上文提到的三组关系，反映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培育、转化、赋能、扩展、供需、破立、内外这些环节都遭遇到一些阶段性、节点性的矛盾。

此时理想状态中新动能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就会在现实层面大打折扣。为了要保持基本的增长和就业，我们不可能对旧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态度。要用，又要有限度，这就又产生了矛盾，处处考验着政策制定的对立统一，与经济基本面的承受能力。

这个问题不是近年才有的，可以说从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2014年以来，我们已经反复面临这个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把旧模式的边际效益一次次推向了历史新低。

还是以房地产举例，走到现在这一步，不可能直接一竿子出清，“保交楼”得做，地方政府收楼做保障房也得做，金融机构对房地产企业的有条件续贷以便把一些涉及民生的项目完工，这也得做。但要是做过了限度，再来一波放水，可能就真要产生系统性风险，不仅是全产业链的爆雷，连带政府信用与居民最核心的资产定价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这样的“精准滴灌”不仅是考验政策设计与执行的精度，也在考验大众特别是行业利益相关方的心理。饿着时候能吃到一小口，反而更容易形成负反馈，这不仅是经济学分配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再譬如地方政府这几年为了保增长，确实也承担了很多，积累的债务率上文多次列举。在前期杠杆还没消化完，马上又要安排一部分超前基建，而在安排中还要按区域发展水平分类，譬如要“经济大省勇挑重担”——可正如上文所列，经济规模前五大省份，同债务规模与债务率的前五大省份，有4个是重合的，这里面该怎么协调？

此外，今年初国办已经叫停了12个省份的非民生必需类基建。这样一来，不仅压给其他省份的指标会增多一些，在过往基建已经和政绩相挂钩的情况下，如何调动叫停省份的积极性、开发新动能、树立新的政绩观，也成了一项不小的工作。

更何况在开停之间，可还涉及着大批就业。而在增量乏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很可能去剑走偏锋，再举起补税、涨价、罚没这样的大旗，做多了更会导致恶性循环。

而上述这些关系，它们对应的结构性问题，最后汇成一句话：市场在哪里？收入在哪里？增量在哪里？只有回答清这个问题，企业才敢扩大生产，居民才敢扩大消费。

而这，既是矛盾与困难汇聚的焦点，却恰恰也是我们当前经济突出重围的破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