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晖】

在上世纪90年代结束种族隔离斗争后，南非在国家转型中没有选择左翼方案，而是走上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这一选择避免了此前非洲反殖民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出现的暴力冲突，但也导致无法彻底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上的共同发展，从而为南非后来的经济社会危机埋下伏笔。90年代以降，随着非洲反殖民主义斗争退潮和冷战结束，尽管非洲各国继续推进象征性的去殖民化运动，但是，从经济到文化，非洲对西方的依附仍然强大。

在思想交流方面，蒋晖所熟悉的文学领域极能说明问题。在研究层面，西方的非洲研究范式主导了非洲知识界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对非洲的理解；在文化交流层面，非洲文学作品要先在西方获认可并成功“市场化”（最典型的例子是诺贝尔文学奖），然后散播到非西方世界。这导致我们对非洲的认识也是经由西方过滤的、高度被选择性的认识。非洲的例子，代表了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深刻困境。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非交流的活力重新兴起，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共享第三世界的诸多历史经验，具备条件开辟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双向交流的新范式。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应当在深刻反思知识殖民化的批判性视野与去殖民化的在地沟通实践下展开。当下的“非洲热”，需要转化为一整代人持续推进的知识互动和文明互鉴。

中非人民友好协会代表团在1961年2月24日到6月19日的四个月中，访问了几内亚、尼日尔等八个西非国家。图为非洲朋友向代表团赠送礼品。新华社

非洲文学研究的中国视角

ESSRA：您过去一直在中文系任教，为什么会开始研究非洲文学呢？从您的经验出发，您认为中国学者研究非洲文学，和西方或者非洲学者的研究有什么不同？

蒋晖：2014年，我家获得了去南非生活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为了不虚此行，我在一年前就开始做准备，有计划地阅读非洲文学作品，并开始在北大中文系讲授非洲文学。那时候我也是初学者，跟着学生们一块阅读，带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意识和西方批判理论的视角进入了非洲文学。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发现，西方的研究似乎变成了非洲文学研究的权威话语。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非洲文学是西方殖民的产物，西方给非洲带来的语言、宗教和价值观，通过举办各种文学竞赛、培训班培养了第一代非洲现代文学家，使得非洲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非洲文学因此常被看成世界英语文学和世界法语文学之一部分，这种看法强化了西方对非洲文学的阐释权。

第二，非洲文学研究者多为接受了西式教育的精英或者就是在西方高校任教的学者，他们研究的意识形态、使用的理论和价值体系基本源于西方，这使得在非洲本土的非洲文学研究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成果产生，也没有产生特别独特的声音。我们必须要看到非洲文学研究的局限性：它是西方投射到非洲的一种理解。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看，非洲文学不仅仅是西方文学的一部分，它也是第三世界文学或者全球南方文学的一部分，是在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中产生的文学，中国文学和非洲文学的相似性同样不容忽视，这包括：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和启蒙的主题也是非洲文学的主题，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人民文学的运动、农民问题等既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主题、形式和动力，也同样作用于非洲文学。

这种第三世界的文学特殊性是西方理论难以理解的，因此，必须在第三世界的形成历史中来加以理解和表述。同时，由于第三世界已经置身于全球现代性之中，我们又无法简单抛开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现代思想去讨论第三世界的经验。所以，我认为，对中国学者来说，要做出好的非洲文学研究，理想状态应当是兼具非洲文学、西方理论和中国文学等多重知识。

2023年6月29日，在中非经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湖南高桥大市场），来自非洲的表演者在进行非洲鼓表演。新华社

因为家庭的契机，我有机会来到非洲生活，从而使我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第一手资料上。这是个人的机缘，也是时代大潮到来所致。记得我在纽约大学读博士期间，当时肯尼亚的大作家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就在纽约大学教书，但我却从来没想过去听他的课。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这代学人去西方读书的核心目的还是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哲学思想、批判理论和方法论，非洲的学问，对我们那一代人没有产生很强的吸引力。

从中国文学的经验出发，我主要从阶级入手理解现代性，而没有意识到种族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在美国错过了跟非洲学者接触的最初机会。到2010年左右，我回国任教，那时候也没有很多人谈论非洲问题。但是没过五年，被非洲研究热带动着的非洲文学研究热就开始出现了，我觉得，任何一门学科的兴盛都和时代脱不了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