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安全困境或将引发其他动荡。乌克兰局势加剧了欧盟东部边境的难民危机风险。2021年11月，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与白俄罗斯边境已经出现了大量难民滞留的局面，导致波兰修筑边境隔离墙；乌克兰局势同样有加剧新一轮难民潮的风险。而俄罗斯与西方交恶还将带来新一轮相互制裁，西方或将针对“北溪2号”项目和俄罗斯金融系统加大制裁力度，而相互制裁的可能前景势必也会引发欧洲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极大震荡，威胁到欧盟自身的能源供应安全和金融系统稳定。德国2022年核能下马，新政府在气候保护和新能源政策上更加雄心勃勃，打算到203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占比80%，在理想情况下甚至完全退出煤电使用，而不是等到原定的2038年的退煤时间。能源安全问题与对外战略相互关联，对于德国外交选择提出现实挑战。

其四，欧洲内部离心力继续上升。默克尔离任后，德国新政府难以在短期内填补欧洲的权力空白，达到默克尔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而且其仍需内顾分散不少精力来巩固内政地位，而欧盟成员国围绕财政、能源、移民等政策以及对美、对俄关系等问题仍旧分裂严重。作为欧洲主要国家，德国需要推动欧洲抑制离心力、加强内部团结，而这始终是欧洲难以完成的使命。

蓝皮书主编、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郑春荣教授做介绍

围绕中德关系，蓝皮书指出，中德双方克服疫情影响，通过多种合作渠道维护合作基本盘。

作为中德关系最稳定的“压舱石”，2021年中德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商品贸易总额增至2453亿欧元，中国连续六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以1417亿欧元的进口总额和1036亿欧元的出口总额居德国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的重要地位。4月28日，中德在线举行了第六轮政府磋商。政府磋商机制是德国与为数不多有着特殊意义的国家建立的重要政治合作机制，从顶层规划、务实合作等方面不断增进双边政治互信。在第六轮政府磋商中，双方强调了全方位战略伙伴和合作共赢的主基调，签署了气候变化、社会保障、卫生健康、食品安全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文件，并表态共同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早日签署生效，不过，该协定于之后的5月20日遭到欧洲议会冻结审批程序。

6月7日，时任德国外长马斯在德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系统阐述德国亚洲政策之时继续释放合作信号，提出德国在气候保护、2030年议程、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改革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德国的《印太指导方针》并非意在遏制中国，而是通过推动与日本、印度、韩国、东盟等印太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合作促进德国亚洲政策的多元化。在德国新政府上台之后，12月21日，习近平主席和朔尔茨总理首度通话，就双边关系、经贸关系、中欧关系及其他国际问题交换看法，充分彰显了中德双方在德国进入“后默克尔时代”后稳定深化双边关系的意图。

18日下午在同济大学举行了“‘时代转折’下德国在欧盟和世界的角色”学术研讨会

蓝皮书指出，整体看，德国当前对华政策的调整呈现以下若干特征。

其一，强化投资和贸易防御机制。德新政府对于推动中欧投资协定态度较为消极，在外资安全审查、信息技术安全、政府公共采购、出口管制等方面不断完善保护主义色彩浓重的监管机制，或修改本国立法，或推动欧盟层面出台监管措施，事实上禁止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技术等关键技术企业的并购。

其二，突出民主价值观基础。新政府明确强调对华政策以价值观为基础，人权和国际法成为重要标尺。一方面，更多选择通过本国、欧盟、多边和联合国等各级平台在人权价值观等领域示强；另一方面，进一步将人权议题泛化，与供应链、基建、经贸、体育赛事等其他问题挂钩，甚至威胁实施限制措施。

其三，寻求欧洲采取统一的对华战略。2021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的《新欧中战略报告》明确了欧盟对华政策的支柱领域和原则立场，包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伙伴关系、培养战略自主权和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等。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强调对华政策是在欧盟框架下，充分贯彻了欧盟的相关主张，并具体计划在中德政府磋商中强化欧洲立场，酝酿以欧盟对华政策为基准制定全面对华战略，以便在对华制度竞争中更好地实现利益和价值观。在具体涉华事务中，德国也不断联手法国统筹和整合欧盟各国的立场，寻求与其他成员国乃至整个欧盟集体发声。

其四，寻求加强与美国的立场协调。随着美国自2017年以来推进印太战略，德国政府亦步亦趋出台《印太指导方针》，提前布局印太，亚洲政策、对华政策同步出现转向，并首次派遣护卫舰赴中国南海巡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德国对美协作和配合的意愿进一步上升，积极支持欧盟的欧美合作新议程，支持欧美在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等机制框架下以及在防务、气候等各政策领域协调对华立场，并多次在涉华立场文件中强调中国的制度对手定位，意图与美国加强对华政策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