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观察者网 白紫文】此前，在中国采取各种积极措施遏制新冠肺炎扩散的时候，美国没有及时采取抗疫措施，以一副不紧不慢、隔岸观火的态度，白白浪费中国抗疫努力为世界换来的“窗口期”。如今，新冠疫情在美国全境爆发，美国社会才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对于新冠重症患者而言能救命的呼吸机，不仅买不到了，还无法快速增产。

《纽约时报》3月18日刊登一篇题为“没有足够的呼吸机应对新冠病毒”的文章。文章指出，随着新冠肺炎确诊数在美国激增，美国的政府和医院和都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生死关头下，呼吸机供应严重短缺，并且这个问题在疫情全面爆发前，无从解决。

绝望的医院表示，他们不知道从哪里能买到这类医疗器材，而有无这些器材的辅助对于饱受新冠肺炎的呼吸道症状折磨的重症病患来说，就是生与死的区别。

美国和欧洲的制造商均表示，短期之内，他们绝对没有能力加速生产到满足当下爆发式需求的地步。

全球性的呼吸机短缺，令欧洲一些政府不得不启用战时动员政策，一面催促本国工厂生产更多呼吸机，一面阻止国内公司将生产的呼吸机出口。

相较之下，美国在加速呼吸机生产方面，国家政策的出台速度则要慢得多。这一点部分反映在联邦政府在面对新冠疫情时迟钝的反应力上。此前特朗普政府在一直试图掩盖新冠肺炎的威胁，而事到如今，特朗普对于医疗器具短缺问题向联邦各州州长提出的建议则是，“自己想办法。”

“最严重的情况下，多少都不够”

“现实是，（呼吸机）数量绝对不够。”世界最大的呼吸机制造商、瑞士哈美顿医疗公司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斯·维兰德（Andreas Wieland）表示，“我们在意大利、中国、法国和其他国家，都见到了（这种需求）。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总共能卖出去多少台。”

现在，哈美顿的呼吸机刚下生产线就会被运走，目前维兰德已经让办公室的工人都走上生产线，同时还在扩招员工。即使如此，他也跟不上不断涌来的订单。“意大利想要4000台，但这实现不了，”他表示，“我们好像给他们发了400台。”

文章称，新冠病毒会袭击人的肺部，在某些情况下会让病人呼吸受阻。呼吸机的作用是通过气管插管来向肺部输送空气，对于确保病人存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器械。对于计算机控制的临床呼吸机，一台造价可高达5万美元（约合35万元人民币）。

美国的医院目前保有大概160000台呼吸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安东尼·福西（Anthony Fauci）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透露，美国的国家战略储备尚存有联邦政府为应对国家紧急状况准备的12700台呼吸机。

福西在采访中透露，一些需要的人将无法用上，到时候就要做出一些“非常艰难的抉择”

但如果新冠疫情继续在美国持续发酵，这个数量根本不够。

“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很难说多少才是足够的。”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Thomas R. Frieden）表示。

“这又不是造马车轮，哪有那么快”

据美国经济周期研究所（ECRI）的估计，美国大约一半在用的重症呼吸机都是其他国家的制造的，如德尔格（德国）和洁定（瑞典）。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AdvaMed，是一个代表美国医疗设备制造商的贸易集团）发言人格雷格•克里斯特（Greg Crist）表示，美国生产呼吸机的制造商不到12家，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和美敦力。文章称，这些美国公司正忙着加速生产。

但是呼吸机结构复杂，由成百上千个部件构成，部件供应商则遍布全世界。因此，想增产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处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因此美国以及任何国家的呼吸机制造公司都要去找零件，这些零件的供应商常常又是同一批人。”美国经济周期研究所首席执行官马库斯·夏巴克（Marcus Schabacker）称，“就快要发生骨牌效应了。”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一家小型呼吸机公司“医保同盟产品”（Allied Healthcare Products）首席执行官厄尔·莱弗思兰德（Earl Refsland）称，他的公司产能是每年1000台，他们要花至少8个月的时间才能提高这个数字，想短期增产根本不可能。

“我们在造的不是马车轮子，而是救命用的呼吸机。制造他们得花些功夫。”莱弗思兰德说。

厂商选择医院，医生决定生死

文章称，就在“各国逼迫人们待在家中”以延缓新冠病毒传播之时，对呼吸机的需求量陡然增加。而为了让更多人走进工厂，制造商公司首先要为员工购买足够的防护用具、在清洁措施上投入更多成本。

而一旦供应不足，医生们就要被迫“决定生死”：判断哪些人是最需要呼吸机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院系统几个星期前发现新冠病毒开始传播之时，购买了一些呼吸机。如今，医院正在为再多买几台而焦头烂额。

“我们到处在找，”约翰霍普金斯危机事件预备办公室主任加布·凯伦（Gabe Kelen）称，“我们找遍了所有能买到呼吸机的地方。”

目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院系统已经考虑与该校的工程系合作，建造自己的呼吸机。凯伦称之为“极端”之下的选择，因为他们此前从没自己建造过这么复杂的机器。此外，大学医院系统还召集了一批医生和伦理学家，研究应对方案：如果病患人数超出呼吸机的数量，那么到时候该如何分配呼吸机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