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科技日报11月12日文章，原标题为《“赴美留学，为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访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祝霞》

以下是原文：

虽然已经退休，坐在家中阳台的小茶几边修改论文、阅读最新学术文献，已成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原子能院）研究员李祝霞的日常，这也是她多年留学做研究养成的良好习惯。

1978年6月，在恢复研究生考试和招生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拍板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向发达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

当时的中国，高级专业人才出现断层，科研机构和高校人才匮乏，改革发展急需的人才更是青黄不接。加速人才培养，学习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有益的文化以适应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奏。

　二00九年一月三十一日，李祝霞在北京家中

1978年8月，参加完在庐山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年会，李祝霞一回到单位，领导就通知国家要选拔留学生，让她赶紧准备英语考试。

由于时间非常紧张，李祝霞甚至没来得及复习，9月15日直接去设在北师大的考点，参加出国留学生公开选拔外语考试。

当天，这场考试在全国几个重要城市同步举行，14717名报名者，实际参试者12083人。

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达到录取线的有3327人，根据“优中选优”原则，组织方从考试达标者中选拔50人，加上北京大学两名破格提拔的副教授，52人先在北京语言学院接受培训，1978年12月26日被派往美国。

作为52名“幸运儿”之一，李祝霞先从北京飞到巴黎，晚上又从巴黎飞纽约，最后从纽约飞到华盛顿。这趟旅程辛苦、漫长，李祝霞曾难受得吃不下饭，但在飞机上还是很兴奋。

这是她第一次踏出国门。1964年从浙江大学理论物理专业毕业后，李祝霞被分配到了原子能所（原子能院前身）四室（理论室）。劳动锻炼一年多后回到单位，又遇上文革。李祝霞说，因为特殊年代，自己毕业后并没能干多少具体研究工作，但还是抽时间自学，包括外语和基础知识，去美国前，她已读过在美留学时的导师布朗教授的文章了。

在美国，李祝霞主要是在研究所工作、学习，接触的都是一些学者，并得到系里华人教授如聂华桐先生、郭子斯先生等帮助，适应得比较快。

“留美为我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门。”李祝霞说，由于改革开放前与国外的交流非常少，在出国前自己对核物理理论前沿方向了解较少。通过留学，她有机会进入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听理论物理领域的大家报告，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有关处理原子核系统的多体理论和核结构知识，为之后的科研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时国内的科研条件比不上美国，譬如做研究课题需要使用的大型计算机，李祝霞在国内根本没用过。因为有机会利用大型计算机进行理论计算，李祝霞惜时如金，干脆成天在机房呆着。“我们心里就一个目的：尽可能多地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留美两年后，李祝霞可以继续留美读博，也可以选择按时回国。“我觉得国家培养了我这么长时间，应该回国为她做点什么了。另一方面，我已经离开爱人和孩子这么长时间，非常想念他们。”她选择了后者。

幸运的是，几年后，在布朗教授推荐下，李祝霞又得到德国洪堡基金支持，有机会到法兰克福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进行重离子碰撞的微观输运理论研究。当时国内鲜有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李祝霞的研究直接带动了我国重离子碰撞微观输运理论发展。

李祝霞还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经她推荐，两名学生得到洪堡基金支持继续深造，多名研究生到国外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留美两年，李祝霞还从导师那儿学到了如何带学生。

“他先定好课题，和学生一起讨论工作，不懂的地方就自己看书、自学或者请教。”李祝霞说，通过做课题的方式，自己有机会深入到领域前沿，成长得也很快，留学期间还发表了两篇论文。

回国后带研究生，李祝霞往往会考虑给他们出什么课题，经常和他们讨论课题应该怎么做，但并不是每一步都教，“我希望他们能通过做课题提高能力，这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如今李祝霞的不少学生已经成为各自单位的教学和研究骨干，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过去40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19.49万人。

身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向美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忆及当年，李祝霞为自己参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感到自豪，也庆幸自己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