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完成任务，基层会有些策略性变通。

第一种办法是倒逼降低验收标准。

比如，原本要求合格的厕房通水、通电、有门，但是对于部分农户来说要求较高，为应付考核只能将验收标准调整为有一桶水、有个便携电灯、拉个帘子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法是地方政府降低项目实施的程序性和正规性要求。

原本规定通过乡镇摇标后由施工方在全镇范围内统一施工，但是由于施工的范围跨度大导致时间跨度大，施工效率较低。2020年该镇改变施工方式，让行政村自行在本村通过邀标形式寻找施工队或泥瓦匠，或者由中标的施工方让农户自己挖厕所的地窖，挖一个地窖给村民150元，以此加快施工进度。

第三种方式是村一级虚报指标。

因为改厕的任务量较有弹性，拆迁进城和3年以上不在家的农户不计算在改厕对象中，但是长期不在家的情况无法准确核定，所以村干部尽量在合理范围内虚报长期不在家的农户数量，即“数字改厕”。

第四种策略是追加财政资金投入。

农户建厕房给补贴，追加改厕地窖部分的投入。但现实中，只有财政资金雄厚的乡镇才能“用钱解决问题”，而且因为大家难免会攀比，这一手法给周边财政实力跟不上的乡镇增加了不少动员的难度。

民生工程为何“伤民心”？

“厕所革命”本来是一项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民生工程，但是高压考核使得这一工程变成纯粹的行政任务，因此落实时村干部要反复做工作劝说农民改厕，常出现的画面是干部急，农民不急，干部在干，农民在看。

从改厕的实际效果来看，部分基层政府并未如预期那般借这一民生工程获得更高的群众认可度，相反，反倒引来一些民众的不满，有个别农民甚至嘲笑村干部“怎么跟一个小小的厕所过不去？”。

笔者调研发现，之所以导致这一尴尬局面，最主要还是出于两点原因。

其一，在项目制标准化的要求下，全县统一采购装置，考虑成本却未考虑质量问题，导致供给和需求不适配。

比如，当地政府统一采购的化粪池装置是塑料制品的PE桶，其优点是成本较低，采购成本约1600元，但缺点也很明显，质量较差、使用寿命不长（不少一两年就坏了）。实际应用时，化粪池上面的地窖水泥盖板容易将桶压变形，地窖积水也常导致桶身漂浮。而且桶本身无法降解，损坏后会造成新的环境污染。

部分农民知晓别家已改厕存在的问题，所以即便愿意改厕，也不愿意接受使用PE桶，对改厕的认可度低，增大村干部推动改厕的工作难度。

化粪池内明显变形的隔板（资料图/新华网）

其二，以项目方式完成政治任务，市场主体积极性不高。

因这一政府项目利润较低，所以通过摇标中标的企业施工积极性较低，也因此延伸出一些不良影响。

一方面，施工方不愿多次去分散的农户家改厕，等到有多家改厕才统一施工，工程进度慢导致农户有意见。

某村民2020年初主动申请了改厕，比较着急用厕所希望早点完工。但是施工队近期不到该村，给该村民150元让他自己先挖好地窖。等了三个月终于等来了施工队，进行水泥硬化和三格改造，但是地窖的水泥盖板从制到使用需要等半个月才能安装，中间时间施工队去了别村，村民又等了一个多月。而如果该农户自行改厕，大约7天就能完工。该村民表示“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自己做了”，并将施工进度缓慢归咎于村干部，认为村干部办事不积极。

另一方面，施工方为节约成本偷工减料，影响工程质量，误使农户以为是政府拿钱不干好事，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因之受损。

某村干部通过做工作让一个80多岁老人改厕，但是施工方完工后，老人发现厕所里洁具下面只是垫几块砖，没用水泥固定，无法踩稳，存在安全隐患。老人又气又急地向村干部反映：“是因为你做工作我相信你才改的，怎么对老年人就这样糊弄？早知道不改厕所还好些。”之后村干部打电话给施工方要求返工，但是施工方嫌麻烦不来，村干部发脾气说向领导反映后施工方才派人过来。

民生工程岂能糊弄了事？

总体而言，当前有意愿改厕的农民已经自行改厕或主动申请改厕，政府在“消灭旱厕”的任务目标下重点工作对象是缺乏动力主动改厕的农民，因此，农村改厕到后期必然面临困境。

而在政治压力下，基层以项目制的方式落实农村改厕工程，使得围绕改厕工程项目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程序设置替代了基层治理，没有真正形成群众动员，让农民参与到改厕运动中来。

民生工程，顾名思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若在落实过程中不切实考虑民意民需，仅与政绩挂钩，走形式主义应付，无疑有悖初心。正如新华社所评：“建小厕所需要花大心思。落实推进‘厕所革命’，绝不能欺上瞒下，更不能‘忽悠’老百姓。只有搬开‘绊脚石’，才能让惠民工程真正惠民。”

当然，若将“绊脚石”全归咎于基层干部执行不力，基层干部也委屈。让民生工程真正惠民，既需要执行者认真落实，也离不开合理合情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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