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发展，要确保下层不受损、中层有所得

现在学术界争论以市场为主还是发挥政府的作用。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假设命题：第一，社会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第二，人都是自私的；第三，自私的个人追求私利最大化，可以实现社会的最佳均衡。这样的命题要用历史去检验，不应停留在理论的争论，所谓西方以个人为本，东方是集体主义等等。

其实，西方也不仅是以个人为本，亚里士多德就说人类是社会动物，这才有社会、社区、社群，才有后来的共和。比如说社会契约论的前提是以个人为单位，那契约算什么？所以，社会事务要看以什么为单位。有些事以个人为单位，有的以家庭为单位。处理国际关系就不可能以个人为单位。美国在对外关系上从来以国家利益为单位。

所谓“人都是自私的”显然不能概括人类所有的动机和行为。“自私的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最佳均衡”，这是零和游戏。人们互相拼得两败俱伤，但资源就那么多，公共产品就这么多，机会就这么多，每个人只顾追求私利，那就是穷的穷，富的富。所以必须回到政府作用，重视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治理问题。一个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利益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

有的人批评说改革开放后，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事实。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越要关注，而不在于政府大或小。关键是要实现政府的精干和高效，遏制官僚主义的膨胀，关键是政府的责任和作用，确保在改革开放发展中平衡好各方利益。

我提出的发展底线，是社会政策要“确保下层不受损、中层有所得”，上层任何时候都处于优势。要实现“帕累托改进”，让人人受益，不能越发展反而越受损；中等收入群体要感到随着经济发展逐年有所得，这才能支持发展。

中国由于是后发型的，我们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辛勤劳动，这就叫勤劳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

中国道路的发展，既包括环境的代价，也包括发展低端产业承担的巨大代价。外商投资包括华人侨资，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正面的作用。西方老批评我们“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但是他们的企业在中国建工厂，利润和廉价产品是他们在享受，污染则要由我们承担，牺牲了我们劳工的健康；利润让他们拿走，生态环境税要我们缴纳。我们被迫“代人承担，代人受过”。作为一个后发型的巨大的农业社会，十几亿人口的规模，这么短的时间要向现代社会转型，付出这些代价，是时代使然。

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所以，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秉承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这是历史的选择，在这个时代再也走不起战争的道路，走不起侵略殖民的道路，人们也不允许走这样的道路。掠夺的时代过去了。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道路，其实就是共享。怎么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与发达社会的关系，其实也就是处理好财富增长与利益格局的关系。

当今我们面临的是整个世界格局的新调整、再分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后的民族国家和民主体系，并没有防止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架构是东西方对峙的表现，是敌对情况下的所谓稳定。

但其实在亚洲是热战不断，包括抗美援朝、越南战争等等，但是冷战结束以后，有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美国“一超独霸”、单极世界的时代其实最多只有十年。随着反恐战争的出现、金融风暴的出现，今天的整个全球格局正在重组、重构之中。中国不是要另起炉灶，更不是完全取代现有的秩序，而是正在探索新格局。

“天下无他”：中国追求合作、协商、共赢

中国道路的特色有很多不同的总结。我认为它具备如下几个特色。

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什么叫承担责任？中国减贫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这是很大的责任。我们要是出现难民、移民，就不是今天北非和叙利亚难民流向欧洲的概念了。1979年中美建交前，卡特总统搞人权外交，拿了一个23人的名单给小平同志，卡特说要让这23个人拿护照来美国。邓小平跟他说，你要多少人？两千万够不够？两千万也只是个零头。所以，我们的治理要非常负责任。包括各级政府是高度尽责的机构。

第二个特色是要灵活。我们如此之大的国土，若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制度，是比较麻烦的。由此，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

第三个特色是协作。我们社会管理是合作型的。有人觉得大一统的意思就是由上至下的，就是压制型的，这是误解，其实是协作式的。

最后一个特色是协商。政策制定，还要不要持续，怎么实施，都是商量着办。

过去即使有那么多的成功，但当前我们也面对很多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其实也是全球层面的挑战。

从全球层面来说，世界正在重构之中。这个重构有三大中心。北美以美国为首，它现在的问题尽管很多，但它的科技、经济、军事、教育实力等等还是世界第一，它的综合国力还是世界第一。因此中美关系也是最重要的。欧洲第一个搞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现在要超过这个体系，正在向“一体化”努力。现在“一体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从金融、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到地缘危机，从乌克兰事件以来，难民、恐怖主义再到所谓“伊斯兰化”，以及现在整个治理能力都面对挑战。

中国提出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赢，这不仅是一个目标美好的愿景，实际上也是依靠这些理念来行动的。

第一就是创新。现有的国际秩序需要创新，但中国不是用革命的途径崛起。中东、非洲、拉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亚洲虽然是人口最多、发展最快、势头最好的地区，但毕竟亚洲的整合程度是最低的，连我们国家也没有完全实现统一，那么就要走出一个创新的国际秩序。

第二是全面性。全面建设小康，不仅是收入水平，兼有生态、文化、政治等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为了全面建成“小康”，就一定要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改革开放，这样才能实现“全面性”。“改革开放”作为国策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是解决市场机制问题，公平交易、自由贸易、竞争择优，公平分配。因此，要有法制保证，全面依法治国。中国从1949年以来，很成功的经验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包括这么大的力度反腐败。

第三，就是民主，有人说是协商式的民主。这不只是政治层面，也包括社会服务。政府功能就要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

最后，它一定是包容性的。中国自己也好，中国与其他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好，包括我们现在把非洲叫做“命运共同体”。其实“一带一路”也是带有包容性质的，共赢共享。

今天的世界要改善不合理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但并不是用革命方式打碎它。我们不是制造麻烦的一方。正如周总理说的，要和平共处，不同国家，尽管有着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但我们共处在同一个世界上。

要通力合作。现在“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具体的实施方案，涉及投资、贸易，乃至包括“人心相通”。先从地区性的合作开始，可以做很多工作。

基辛格有一位年轻的助手叫乔舒亚·库珀·雷默，上次他参加我们的一个研讨会，他的发言叫《北京共识》。对抗也好，对峙也好，冷战也好，包括理念上的分歧，共识就是通过合作改变自己，通过共同合作来进步。

现在美国人和欧洲人提议全球治理，但还是共同治理好。亚洲的声音，非洲的声音都要有表达的机会，当然我们也是其中的利益诉求之一。奥巴马的想法是“现在由中国制定那个规则不行，要由我们美国人制定”。我和美国人讨论，问题不在于谁制定规则，而是规则合不合理；同时，规则制定过程应该大家共同来制定。所以G20应该是比G7更好的一个机制。

（文章发表于《经济导刊》1月刊，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