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20世纪90年代时我们习惯叫“中国经验”。后来按毛主席《实践论》，就用了“中国道路”这个词。“中国经验”更强调探索性，“中国道路”是指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不是只有中国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模式、概念呢？其实国际上也有尼泊尔模式、丹麦模式，印度南部也有个Kerala model（喀拉拉邦模式）。

从最基本的事实看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的实践是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

第一，最快的经济发展。这个事实全世界都承认。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现在已经开始放缓了，但我们进行纵比会发现，过去30年是中国1840年以来发展最快的，或者说是最顺利的，基本平均保持在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增长。

第二，最大规模地减少贫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老少边穷”地区进行帮扶工作，我自己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做扶贫研究。所谓“老少边穷”，老区像井冈山、延安，“少”是少数民族地区，边是边疆地区，穷就是贫穷地区。一些边疆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穷地区。30年下来，我们实现了全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减贫。

如果用统计计算，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主要是中国完成的。按每年计算，如果把中国拿出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在增加的；但把中国加进去，贫困是在减少的。从80年代开始就是这样，到了上世纪末的时候，中国就完成了联合国千年目标计划的90%。2002年以前，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进入新世纪，地区和县这两级，包括西部的县域经济发展也起来了。所以，中国的减贫脱贫速度，是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和各国际组织都公认的。

从1978年到1998年连续20年的时间，中国10亿以上的人口，实现了连续两位数的持续增长。3亿人口脱贫，2亿人进城，1亿人实现了中等收入。当时我去日本，日本人说你那一亿人就是一个日本。我说我们还有10亿人处于贫困，只有1亿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但那时候统计得比较保守一点，说的是3亿人脱贫；现在世界上的统计，中国已经实现了6.5亿人脱贫，但这主要是农村绝对贫困，而未计城市人口。1977年改革开放之前，城市还处在相对贫困、物资短缺的状况，现在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观。

第三，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既包括农村劳动人口到城市的流动，也包括城市人口本身的职业流动、社会地位的流动。中国人口的流动是世界上最频繁的。每年仅春节春运就达到三十几亿人次，还没有包括旅游、探亲和因公出差的旅行。

第四，最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国的社会结构，在1949年的时候基本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社会。当时城市人口比例不足5%，到1979年也还不到20%。最近这35年基本是一年一个百分点，现在城镇人口已经达到55%，这只是社会结构中的城乡结构。如果你看工农业结构，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工业总产值就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当然还有年龄结构、教育结构，社会人员中服务业的比重结构等等。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走过了西方300年的道路，这不只是经济发展，最重要是社会结构的变迁。

本世纪初，我在欧盟做了一个发言。我说，中国在20年（现在叫30年）中实现了10亿（这时已经超过13亿）人口平均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最大的减贫、最快的人口流动、最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且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部动荡或动乱，我们是以相对平稳的社会变迁走过来的。

2016年 人口流动地图

而在300年中，比如英国、法国等国家内部则发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乃至起义、动乱和内战，还有对外的殖民、侵略和战争。而中国在30年实现了四个“最”，却没有以这样的代价换得这样成功的发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确实走出了一个比较平稳、社会代价相对少而成就显著的独特的发展道路。

中国道路的普世性特征

现在有很多争论，认为中国特色仅仅是个案，没有普遍性；只有英国道路或西欧的道路（也被称作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加上美国，才是具有普世性的模式，而中国只是个例外。这让我想起，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当时俄国《祖国纪事》的编辑给马克思写信：“你讲的那个西欧，在《资本论》里的西欧，所描述的这个模式，好像我们觉得俄国不是这样。”

马克思在给他回信里写道：“我只不过是分析了西欧尤其英国的发展模式。一切民族不管它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有多么大的差距，都一定要像西欧这样做，这给了我马克思过多的荣誉。其实我没有这么伟大把全世界概括完。”但他也加了一句：“同时也给我了过多的侮辱，这是给我戴了红帽子啊！戴得太高了！”所以，我自己试图用一种比较科学的分析，想看看这到底是中国式个案经验还是模式。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余永定，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时说过一句话：“（中国）经济成功的最大秘密，就是没有听经济学家的”。确实，如果按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经济已经崩溃无数次了；按政治学家的预测，中国也早就崩溃了。所以，我试图用一个偏中性的命题，不说中国还是日本，欧洲还是美国，也不是说谁是代表。如果有任何的一个方式，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它跨越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包含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

我自己总结，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1949～1979年），是奠定基础的时期，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那个时候完成的，我们的健康率和识字率也大多是那个时候完成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也说，中国是以最低的物资条件完成了这么高的健康率和识字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用的是人类发展指数(HDI)，而不只用人均收入测量社会的进步。

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用HDI测量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1949年5月，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7岁左右，1979年是67岁，已经超过了很多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人均识字率和健康率，包括婴幼儿与产妇死亡率的降低，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鼓励外商投资，外商包括华侨华人的投资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与我们劳动力的素质、能力和组织化程度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