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黄博宁】

5月14日至15日，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峰会在北京举行，29个国家的领导人出席。美日朝韩都在最后一刻，派出了高级代表团。而在亚太地区，美国政治上最紧密的盟友、与中国有紧密经贸联系的澳大利亚，在美国突然反水之后，也只是派了级别较低的贸易部长乔博参会。可见，美澳军事同盟关系依旧高过中澳经贸关系。“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澳大利亚不想掉队，但也不想和北京走得太近，让美国猜忌。

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乔博

中国对澳“北部大开发”受挫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中方愿意应澳方邀请积极参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2015年6月，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公布“北部大开发”计划，拟在未来20年内将北部地区打造成推动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区域。

习近平访问澳洲

“北部大开发”针对澳大利亚北领地、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州的北部地区，占全澳面积的40%，人口仅100万。澳大利亚一直希望改变这里经济结构单一的局限，效果却不理想。而中国正在蓬勃增长的中产阶级对澳大利亚农牧产品需求旺盛，双方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2015年10月，岚桥集团（Land Bridge）通过竞标以5.06亿澳元获得北部地区达尔文港99年的租赁权。然而澳大利亚这一举动，事先没有与美国充分沟通。美国在达尔文港有驻军，与关岛和迪戈加西亚的两处军事基地一道，对亚太地区形成三点式战略威慑。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允许中国公司进驻，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也威胁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

在此之后，中企在澳投资频频受挫。2015年11月，中国汇智公司发起要约，希望收购基德曼公司。该公司旗下拥有面积10.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浙江省大小的牧场。澳大利亚政府以基德曼公司旗下的安娜溪养牛场（Anna Creek）靠近乌美拉（Woomera）沙漠武器实验场为由，拒绝了中国公司的收购。半年之后，大康牧业再次试图收购基德曼公司，并在要约中剔除了安娜溪养牛场的部分，但再次被澳财政部以“不符合澳大利亚经济利益”为由驳回。

电力投资方面，中国企业也遇到障碍。2015年11月，以澳洲海斯丁斯基金管理（Hastings Funds Management）为首的财团击败中国国家电网，拿下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电网运营商TransGrid的招标项目。澳官方以价格因素归咎中国国家电网的失利，惟业内人士指出，澳洲当地对中国投资的不安以及美国的态度才是潜在原因。

2016年8月，澳大利亚最大的电网Ausgrid就其50.4%的股权开始竞标，中国国家电网卷土重来。由于涉及战略能源与公共事业，最终澳洲财长莫里森（Scott Morrison）撤回了交易，理由是交易有关国家安全、关系到交易结构和有关资产的性质。

在“北部大开发”提出之前，中国企业就对投资澳大利亚矿产业抱有浓厚兴趣。2009年2月，力拓和中铝达成战略合作协议，中铝向力拓注资195亿美元，换取18%的持股。计划在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延长审查、附加条件之后胎死腹中。

这一时期，众多中国公司对矿业进行收购和开发。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07年中国对澳投资45.7%进入采矿业，至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72.3%。不幸的是，超过八成的投资以失败告终。例如2006年，中信集团投资西澳大利亚两家有十亿吨磁铁矿资源的矿山企业。受到生产流程长、配套设施多、磁铁矿含量低、矿石硬度较大、技术难度高等因素影响，投资水涨船高，直到2013年年底才首次将铁精矿粉装船出口，比原计划晚了4年，且超支了80亿美元。

受挫直接导致中企投资的降温。根据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和悉尼大学发布的《中国企业在澳投资报告》，2016年中企在矿业进行了8项投资交易，仅占投资额的5%，比上一年下降35%。

中国的诚意难以打动澳大利亚

1972年，澳大利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45年来两国关系迅速发展，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两国签署自贸协议，现在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2016年澳大利亚27%的出口走向中国，中国对澳贸易逆差高达2218.4亿元。

然而从现实情形看，中国的钱，澳大利亚很愿意挣；但投资建厂，澳大利亚有点害怕。农牧业是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支柱。2008年以后，中国企业大批进入，看着100多年来赖以为生的农业、畜牧业、矿产被中国人占领，当地人难以接受。维护本地劳工利益的澳大利亚保守势力抬头，中企走出去步履艰难。

在中方对“一带一路”五个维度的定义中，中澳在人文相通、货币流通、贸易畅通方面有长足的进展，更深层级的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就有所欠缺。这与中澳两国定位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则仅“经贸伙伴关系”发展充分，其他方面进展有限的情况如出一辙。

中方一直认为，两国互补性强，不论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还是在中澳关系的格局中，都还有其他文章可以做。双方在联合反恐、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教育医疗、社会专业服务等方面，存在巨大发展潜力。不过则受制于语言、文化、法律、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等原因，澳大利亚的反应难以令中方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