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反法西斯叙事对中苏历史贡献淡化无视甚至造谣抹黑的深层原因分析

对中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贡献与牺牲进行系统性淡化、选择性无视乃至有意造谣和抹黑，并不是孤立的叙事偏见，而是深植于西方国际格局、意识形态结构和权力逻辑中的复杂产物。

（一）冷战思维延续

1946年，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明确把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划为“世界黑暗面”的他者，为“苏联威胁论”提供了政治正当性，也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抗，构建起“黑白分明”的意识形态壁垒。

冷战期间，西方媒体和学术工具被广泛动员形成话语霸权，对苏联及其盟友的历史评价不仅仅局限于当下政策，更进一步“回溯性地”影响了对二战的叙述。

冷战终结后，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并未褪色。在北约持续东扩、俄欧紧张氛围加剧的背景下，二战记忆成为新的地缘政治工具。

布鲁金斯学会2022年研究指出，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欧多国在二战纪念及公共教育中，有意突出本国及西欧的抵抗叙事，弱化苏联为盟军胜利所做的巨大牺牲（据《2022欧洲公共历史报告》）。这种记忆重构不仅强化了新的西方集体认同，也为当前对抗俄罗斯的国际立场“补充合法性”。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讲国家二战博物馆

（二）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主流理论长期以自身为“历史标准”，对世界历史的解读充斥“本位叙事”。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态，就颠覆了多元文明并存、多源历史贡献的常识。冷战后全球治理体系中，美欧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多种机构和渠道传递自身价值观，历史话语权变成全球影响力竞争的核心场域之一。

然而，随着“历史终结论”在新兴市场崛起、金融危机冲击及全球治理失能中“破产”，西方社会在话语权焦虑下，往往加剧对自身集体记忆的封锁与护卫。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指出，欧洲史书和教材对东方战场只作简略介绍，背后实际反映的是西方“全球叙事主导权”的保护主义（见《睡行者——一战如何爆发》引言）。中苏反法西斯贡献被“降格化”、“边缘化”，正是这种中心主义焦虑下的系统性后果。

（三）地缘政治博弈

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极大加剧了历史话语的战略功能。中美关系步入长期竞争，“历史话语权”成为新冷战非传统安全竞争的前沿阵地。美国兰德公司2020年报告曾提出，“在国际社会间接竞争中，二战历史象征和战争正当性拥有极强的动员效应和心理战能量。”因此，围绕中国抗战与苏联胜利贡献的“降格化”、“负面化”策略，实质上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延伸。

俄乌冲突也加深了二战集体记忆的新争夺。2022年俄乌军事冲突高潮期间，欧洲理事会研究机构统计，欧洲各国政府及新闻媒体对“苏联红军解放欧洲”的表述频率明显下降，而对西方盟军及本国抵抗运动的正面描述显著上升（见欧洲理事会报告《V-E Day in a Divided Europe》）。这说明历史记忆已从单纯纪念变为激烈的地缘政治工具，直接服务于现实对抗。

（四）意识形态对立

西方长久以来将苏联定性为“邪恶帝国”，此种价值观不仅支配了对冷战时期苏联政策的解读，也深刻影响了二战及其前后的历史书写。美国总统里根在1983年的“邪恶帝国”演说，将苏联政权道德污名化，这种标签化思维持续影响学界和媒体，致使苏联无论和平时还是战争中所作贡献都难以获得公允评价。

中国抗战史同样遭遇类似的“虚无化”与“污名化”。冷战期间，西方主流学界较多关注国民政府外交与“飞虎队”等美国援助案例，对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敌后战场抗战选择性忽视或持否定态度。

近年来，苏珊·史密斯等西方历史学者指出，西方关于中国抗战史的研究存在“理论断裂与材料遮蔽”，甚至过度引用日方材料以印证“中国抗战无能论”，以至于国际主流历史语境下，中国抗战的全局贡献始终处于“边缘化”、“被动化”境地。

综上，西方“系统性淡化、无视乃至造谣抹黑”中苏二战历史的深层原因，来自冷战思维惯性的延续、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局限、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工具化利用，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立。这些复杂因素交织，决定了今日关于二战历史的主流话语与全球记忆格局，正日益成为新一轮国际秩序重构与价值观竞争的焦点领域。对于中国与俄罗斯来说，强调自身历史叙事的权威性与正当性，不仅是历史自信的体现，也是维护国际公平、破解“历史虚无主义”侵蚀全球秩序的关键所在。

四、西方反法西斯“畸形叙事”的现实影响与风险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与牺牲进行系统性淡化、无视乃至造谣抹黑，绝非历史研究的孤立现象，而是深刻影响当代国际社会历史认知结构、话语权分配、全球合作基础以及地缘冲突风险的重要变量。

（一）历史观误导与认知偏差易导致全球青年国际认知失衡

如前所述，西方主流媒体、学术出版物与数字平台对反法西斯历史的选择性呈现，直接塑造了全球大众尤其是国际青年对二战历史的基本认知模式。

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调查显示，美欧主流青少年群体中，超过65%认为“二战转折点是诺曼底登陆”，而仅有约15%提及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与库尔斯克会战的关键作用。对中国抗战的认知则更为薄弱，被调查的美国青年中只有不到10%能较准确描述中国抗战全时段的抵抗与牵制作用。

登陆艇和船只于诺曼底登陆后的几天内在奥马哈海滩卸下部队和物资。美国国家档案馆

这种全球认知的结构性误导，使得中苏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为“决定性力量”的历史地位被边缘化和遮蔽，导致国际舆论场出现严重的信息非对称和话语失衡。这不仅割裂了对二战全貌的理解，也强化了“西方中心”的单极史观，损害了世界多元文明共同塑造历史的价值共识。

另外，新媒体时代，国际青年直接通过社交平台、在线视频、数字教材获取历史知识。如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2023年数据，在全球主流社交平台（YouTube、TikTok）关于二战的视频浏览量排名前20的内容中，涉及中苏战场的仅占8%。而大量内容重复美英胜利叙事甚至偏向对东方战场的符号化处理。此种认知偏差，易导致新生代对历史复杂性和全球性动员的知觉逐步狭窄，易于接受简化、标签化甚至对立化、敌视化的叙事模式，削弱了国际理解和世界和平观念的根基。

（二）历史话语主导权失衡而导致话语权争夺

二战历史的话语权一直是国际叙事中的核心资源，事关对正义、合法性与集体记忆的主导解释权。近年来，美国与欧洲推动历史记忆“重写工程”，加剧了全球历史话语的失衡。例如，2023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其成员国在公共教材和纪念活动中“加强对本国抵抗和盟军胜利的强调”，对苏联红军反法西斯及中国军民抗战相关内容仅做部分性提及。

话语权的失衡不仅影响历史认知，更直接作用于国际合法性与现实政策。“谁主叙事，谁主正义”，历史话语被用来“正当化”现实地缘政策，如北约扩张、区域安全安排等，不仅排挤中俄在重大历史评判中的话语空间，还影响全球新兴国家的舆论选择和政策走向。

（三）历史分歧冲击反法西斯思想基础，加剧全球合作阻碍

反法西斯战争精神是联合国与当代国际法、国际合作的道义原点。西方对中苏贡献的淡化和歪曲，直接导致反对极端主义、种族主义、强权政治的全球共识基础遭到侵蚀。

实际案例显示，2021—2023年联合国与相关机构就纳粹主义美化、二战历史否定等问题进行表决时，欧洲与北美多国常以“历史多元为由”反对或弃权，显示出基于历史分歧导致的全球民意分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指出，各国就纪念二战的立场分歧正在影响国际合作项目的推广、历史遗迹保护等议题落地（见《World Heritage and Memory Politics》，2023）。

（四）叙事利用及其现实影响加剧地缘冲突

在现实地缘冲突背景下，历史叙事已成为影响国际立场和动员舆论的重要工具。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多次使用“卫国战争正统继承”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来源。而西方则不断淡化或贬损苏联在东欧的历史角色，以此争夺道义高地，影响国际同情和外交支持。

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新阶段，美国及其盟友在历史问题上有意“框定中国”为二战边缘角色，为现实战略博弈和遏制提供话语铺垫。这种叙事的极化进一步加剧误解、对立和地缘摩擦的风险，已经被伦敦国王学院（KCL）国际安全研究中心2024报告列为现阶段“全球战略不稳定的增量风险”。

综上，西方对中苏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的系统性淡化、无视乃至造谣抹黑，不仅扭曲了全球历史认知，更加剧了历史话语权的失衡，损害了反法西斯国际精神基础，放大了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正视和纠正这些历史叙事偏差，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合作、实现人类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