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郭纯】

今年8月，英国《新科学家》周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大英博物馆刘睿良所在团队研究发现，《考工记》所载中国古代青铜器配方中“金”和“锡”两种材料，可能是铜铅合金和锡铅合金。

虽然从全球历史来看并非只有古代中国会铸造青铜，但中国的青铜器风格和规模是无与伦比的。中国青铜器的工艺、材料、形制、功能、演变等等，是海内外研究者的困惑之处，也是他们孜孜不倦探索的问题。

时间拨回到2017年3月5日，美国佳士得拍卖行在纽约举办的“藤田美术馆藏中国古代艺术珍品”拍卖会上，4件商代晚期的青铜佳品——青铜饕餮纹方尊以3720.75万美元成交，青铜饕餮纹方罍以3384.75万美元成交，青铜饕餮纹瓿和青铜羊觥均以2712.75万美元成交，四件拍品的总成交金额约合人民币8.77亿元，创下了至今为止青铜器拍卖的最高价格。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青铜器因其特殊的艺术造型，有别于西方的制作工艺，一直以来都为海外收藏家所青睐。自清中期以来，中国的士大夫们推崇“小学”，形成了自宋以后的第二波金石收藏和研究热潮。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很多西方人士在了解中国的过程中，也开始了“收藏中国”。政局的跌宕起伏加速了中国文物，尤其是青铜器流向海外。

据专家估计，目前藏于欧洲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可能上达数千件，而美国自二战后一直是中国青铜器的收藏和交易中心，在美的中国青铜器数量高达一万五千件以上。此外，日本作为近邻，与中国文化交流密切，故在日的中国青铜器数量也相当可观，且以精品居多。本文开头提到的四件晚商青铜器，曾均为日本著名的关西藤田家族的藏品。

商晚期 安阳 青铜饕餮纹方尊 高52.4cm  图片来源见水印

西方藏家普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艺术品来收藏，他们收集藏品的重点在于夸张的器型和复杂的花纹。比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晚商双羊尊，巴黎吉美博物馆藏有长达96厘米的商晚期兽面纹象尊——这是目前世上已知的最大的动物型青铜器，赛努奇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则是著名的虎食人卣。上世纪初，在西方的私人收藏或博物馆中，这些充满“东方风情”的青铜器往往与非洲原始部落的面具、北美印第安人的头饰陈列在一起，作为民族学藏品的一部分展出，因其精美绝伦而备受赞誉。

然而面对数量庞大的青铜收藏品，西方学者对它们的了解却远不如对非洲与美洲土著的了解，如何“科学”地整理这些藏品——解答“这些看似相似的纹饰是否有规律可循”以及“如何确定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促使西方开始了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

最早对中国青铜器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学者是瑞典人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高本汉早年的学术兴趣主要在历史音韵学，他曾于1910—1912年间在中国生活，研究汉语的音韵体系。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运用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古汉语的发音。这部作品使高本汉在西方汉学界声名鹊起，他于1918年进入哥德堡大学任远东语言与文明系教授，1931年升任哥德堡大学校长。

此后，他将自己的研究重心转向了中国青铜器，先后于1936年和193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上发表了《中国青铜器中的殷与周》与《中国青铜器新论》两篇文章，用“科学的依据”系统地对中国青铜器进行了断代划分，并推导出其器型演变的过程。

高本汉利用自己在汉语语言学上的优势，率先提出了用“有铭文”的青铜器来推定“无铭文”青铜器的年代的方法。具体方式是首先解读所谓的“实质性铭文”，以此分辨出“殷器”和“周器”；再研究两者的纹饰，归纳出哪些是“殷器”特有的，哪些是“周器”独占的；最后拿着这些分类定型好的纹饰，去对应无铭文青铜器上的纹饰，进而确定后者的年代类型。

尽管当时就有很多研究者对高本汉研究中“科学的依据”提出了质疑，认为他对那些“实质性铭文”中个别重要的字的认读并不正确，因此无法推定带有铭文的青铜器到底是殷器还是周器。但他的青铜纹饰发展理论还是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包含了具象化动物纹饰——例如饕餮或蝉纹——A组纹饰是原生的；几何线条化的动物纹饰——B组纹饰是次生的，总之，就是带有具体写实的动物纹饰的青铜器在年代上要早于带有抽象线条的几何纹饰的青铜器。

高本汉建立在纹饰统计学和“写实早于抽象”之上的学说在流行了十几年后，到20世纪五十年代正式受到了挑战。提出质疑的是著名的中国艺术史学者罗樾（Max Loehr），作为著名亚洲艺术史学家巴赫霍芬（Ludwig Bachhofer）的学生，罗樾坚持认为中国青铜器所表现出的艺术精神一定是进化式的，他认为高本汉将真实的、写实的饕餮纹定为最早的，使得整个青铜器的演变史“奇怪地静止不变了，最早的阶段已是高度发展、精美的青铜器艺术……而排在最晚的型式和我们所知的周初的型式不能衔接。”

罗樾以上这些批评发表于1953年的《美国中国艺术学会集刊》第7期，题目是《安阳时期的青铜器》。在这篇文章里，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殷商青铜器五种型式先后相承的序列。

简单来说，这是一个纹饰从简单到复杂的序列：第一型是“凸起的线条勾勒出带状花纹，缀以连珠，还有与斜线和切线相连的眼状花纹”；第二型与第一型的不同是“凸起的线条”变成了“凹陷的线条”；第三型的特点是纹饰变得“对称、精细、光滑和规则”，并出现了高本汉认为年代较靠后的“分解的饕餮纹”；第四型出现了雷纹和“具象的饕餮纹”，且纹饰的线条与器表相平；第五型是“散乱的纹饰轮廓变得清晰，且更为简化，布局更简洁明了”。

随着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郑州、辉县两地青铜器的出土，其纹饰图案被证明属于罗樾所划分的第一至第三型，罗樾提出的序列得到了考古学的证实。同高本汉的研究方式一样，罗樾不是从考古实物、而是对照青铜器的照片、拓本，从艺术史的理论出发构建自己的学说。

这种纯理论的研究能与实物相印证，实属不易，也说明了罗樾在艺术史研究上扎实的功底和敏锐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