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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行专家在新巴山轮会议谈全球经济形势与中国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
关键字: 巴山轮会议新巴山轮会议世界银行世行世行经济学家高斯司克礼金融监管经济复苏全球经济复苏那么,我们针对政策要有怎样的响应,尤其是对于财政压力要有怎样的政策响应呢?
第一,要让各国的货币去作出响应,以便资产负债表的状况能够好转;另外利率会上升,有助于减少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此外,还有市场工具,比如说准备金率以及相关的干预措施。不管怎么说任何措施还是要有信心才行,比如说要进行政策改革,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利率上升今后会带来的风险其实是有限的。低收入的国家又如何应对转型?很多国家是出口型国家,需要进入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面临着商品超级周期的转型。商品原材料价格,包括原油价格在3—5年内都会很低。所以这些低收入国家,今后会进入比较高的收入增长时期和GDP增长时期。过去,这些国家GDP增长非常缓慢,但是从2000年以来,突然上升到5.4%。世界的投资促进了商品生产以及出口。
世界经济的主要风险和政策挑战是什么呢?主要在于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他们应该调整政策,否则其脆弱性就会增加。另外还要考虑到转型相关的风险,比如说希腊还有波罗的海周边国家相,他们对中国也有影响。不过,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这种影响毕竟还是有限的。希腊和一些新兴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会放缓,现在的增长比原来长期的增长缓慢得多,这就是风险。这都是在刚才所说的全球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所出现的。那么带来的政策挑战风险是什么呢,比如说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会带来一定影响,但是其影响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结构性政策也比较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经常谈到结构性政策,转型期就得考虑到结构政策。短期来说,结构调整是很痛苦的,但是中期和长期可能会带来效益,因为在未来利率是会上升的。现在增长尽管非常缓慢,但是新兴经济体一定要发出信号,要采取不同措施,向市场参与者发出信号。只有采取全面的改革才能够带来中期和长期经济的增长。
现在我再重复一下这四个问题。现在全球经济实际上正在缓慢增长,今后可能还会放缓;美国的政策正在转型,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但是程度是有限的;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已经过头了,不过我们预期这些国家在未来的增长依然会保持强劲;此外,风险主要还是与商品价格放缓等等相关。
互动环节:
提问一:我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七年了,全球经济似乎还没有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么现在看觉得周期性的因素是在减弱,但是结构性的因素是在上升。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全球潜在增长力的下降。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结构性改革的滞后,潜在增长力在下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似乎没有提到这个因素。未来全球经济能摆脱这种低迷的状态吗?第二,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全球贸易增长比全球经济增速还低,主要经济体贸易都是负增长,按照全球分工的深化,贸易的增长应该快于经济增长,但是现在贸易增长比经济增长还低,这些一个谜,你们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阿伊汗·高斯:关于第一个问题,是不是金融危机目前还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在未来能否摆脱它的影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现在经济危机最差的影响依然没有离去,它们依然在世界各地弥漫,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只要美国经济不上升的话。而且大家对于未来美国经济增长仍然存有疑问,欧洲地区也面临重大挑战,尤其是希腊危机。除了希腊危机,欧元区还有其他问题,即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债务危机。2011、2012年的债务危机依然在产生影响,尤其是欧洲的财政部门,以及住宅部门,其资产负债表看起来不是那么美妙。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说,不管怎么样在过去历史上,它们尽管也经历了大的衰退,比如说3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不过后来全球的经济还是回升了。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其经济还是会复苏的。
全球经济危机以后,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做得相当的棒,但是2010年以来,它们的经济每年都在放缓,们认为是重大的挑战。
我们也发现很多国家正在进行结构性改革,中国正是其中之一,印度、墨西哥都在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个改革当然是有阵痛的,但是你想要未来的经济增长,必须要经过这个阶段。
第二个问题,全球贸易为什么放缓,为什么低于经济增长呢?这个问题一定要理解,这样才能够理解新兴经济体增长的放缓。
这些新兴经济体有很多都是依赖于贸易,这也有一些结构性的原因。从全球范围内相对来说,一方面是行业部门性的问题,第二是结构性的部门,第一是发达国家需求不存在了,他们对很多商品的需求消失了,这就导致很多全球贸易消失不见了。另外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在过去,我们发现了很多国家,贸易泡沫上升,供应链大幅度扩张,尤其是在欧洲,以及在中国大陆。供应链大幅度的扩张涉及方方面面,但是贸易的供应链却在放缓。那么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自然量就会下降。也就是说,过去的供应链也不存在了,这个贸易发展的引擎也不在了。
我们观察到,虽然贸易壁垒消失了,但是由于出现了TTP等区域性协定,这对全球的贸易又带来新的挑战,特别是新兴经济或者是发达国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提问二:2000年以来由于出现了新的贸易协定,我们是不是看到了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呢?
阿伊汗·高斯:在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保护主义抬头了,大家可以看看有一些国家的确如此,采取了一些保护主义的措施,在金融危机之前贸易增长6%—8%,现在只有4%左右,的确出现了一些壁垒,但是这些壁垒不足以导致世界贸易的萎缩。因为金融领域累计了大量的问题,会影响到贸易的信用,特别是在2008—2009的时候贸易下跌了,从那之后贸易的信用又提高了恢复了。所以这个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所以我想可能是其他的答案,可能是结构性的原因。
二、司克礼谈对中国新常态下经济转型改革的建议
司克礼(Karlis Smits),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高级经济学家,拉脱维亚人,在北京上班。
中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经济正在转变,走了一半的路。社会领域也在发生转变。大概有6亿人口已经脱贫了。第三个转变是环境,这方面不是很成功。中国的增长模式是粗放式的,带来了很多全球和地方的环保问题。中国的增长模式要转变。另外,资本重新再分配,从国营到私营,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个转变带来了很大代价,对社会、对环境都是如此。
所谓新常态,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即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质量会提高,经济结构要调整,显得更加有灵活性。所以,经济引擎更多转向创新导向型,而不是资本或者投资拉动的,这种增长模式是我们希望得到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面临很多挑战,需要各式各样的工具,比如财政、金融,没有一个工具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结构调整或者创新。
有几个歪曲,第一个,增长引擎有的地方是不匹配的,比如说三个要素市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过去三十年为什么很成功,因为中国的崛起主要在制造业方面很成功,在产品市场方面非常成功,所以在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生产这些产品的工厂,无论哪些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还没有受到竞争压力。这种模式发生转变以后,这三大要素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投资不均也会歪曲投资分配,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放缓,意味着收入的差距拉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很大。我们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们的负债与GDP,人均GDP与债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处于一种正常的水平,与韩国还有反差。
第二个歪曲情况就是劳动力市场。户口限制了人口的流动。对中产阶级影响非常大,农民工到城里来无法带家属。如果家属没有来,他无法成为真正的消费者,消费比较低。从绝对的角度,跟巴西和韩国比,目前农村收入水平明显很低,所以我们缺乏一个中产阶级的形成。
更重要的扭曲是土地市场的缺乏。地方政府缺乏手段来推动土地的转让流动,现在土地的累积并没有提高农村人口收入增长。根据人口普查,好象现在有40%的城镇化,不是因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了,而是城市人口分散出去了,这是逆向的。
大家可以看到,人口密度减少,也导致了劳动生产力的下降。如果密度下降,企业就无法形成指数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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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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