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冬晓】

7月24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142届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议会上，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维托尔德·班卡发表演讲，特别提及了此前被西方媒体反复炒作的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无过错污染案”的问题。

维托尔德·班卡在演讲中再一次强调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立场，独立检察官埃里克·科迪尔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立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中国没有偏袒，他们根据证据作出的不上诉的决定是完全合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演讲中，维托尔德·班卡对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指责其是在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世界水上运动联合会的诽谤性指控加倍下注，这极大地损害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以及运动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全球反兴奋剂体系中的信任和信心。

尽管近些年来围绕谁来主导反兴奋剂议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爆发过多次冲突，但像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无过错污染案这样闹得剑拔弩张，甚至在鱼死网破边缘徘徊的场合，还是屈指可数。

另外一个引起注意的细节是，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国际奥委会成员投票决定授予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2034年冬奥会和冬季残奥会的主办权。而相关主办方协议的修正案包括了组织者必须承诺支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统一的全球反兴奋剂体系。

该条款明确规定：“如果在反兴奋剂斗争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最高权威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或者《世界反兴奋剂准则》的实施受到阻碍或破坏，那么盐湖城2023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可以被终止。”

这话简单地翻译一下大概等同于，如果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试图通过攻击中国23名游泳运动员的无过错污染案的调查结果来诋毁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权威，从而达到重起炉灶的目的，那么就不要怪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采取行动，剥夺美国地方城市申办奥运会的权力了。

至此，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同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舆论斗争中，终于取得了切实的胜利。

之所以能够通过卡死奥运会主办权来反制美国施展舆论大法抢夺反兴奋剂工作主导地位的意图，其根本在于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建立与现代奥运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对于兴奋剂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和波折的过程，“纯洁体育”“零容忍”等“共识”也是在这一过程之中逐渐被提出成为被世人广泛接受的“真理”，而不是一蹴而就。

1904年和1908年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可能是目前已知的使用药物的记录，尽管在19世纪末，就已经存在自行车手服用兴奋剂的例子。可卡因随处可得，运动员们很轻易就能从药店里买到，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曾在顶尖自行车手身上做过实验，并得出结论可乐果是一种“功能强大的资源。”

1904年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现场照 密苏里历史博物馆

1906年提交给英国皇家内科医学院的一项科学研究得出结论，“的士宁”对减轻疲劳非常有效，1908年《生理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更为详细地描述，口服几毫克的“的士宁”就能提高“肌肉的活动能力”。

身为奥运官方作者的查尔斯·卢卡斯正是1904年马拉松冠军托马斯·西科斯的教练，他曾经坦言，使用“的士宁”帮助西科斯赢得了比赛，正是因为使用了“的士宁”西科斯的身体才能一直处于机械运动的状态，这场比赛证明了药物对运动员大有裨益，这是科学在体育中的应用。

“西科斯作为一名美国运动员，他为美国赢得了史无前例的荣誉。”卢卡斯如此宣称。

1908年，国际奥委会为伦敦奥运会制定了一项新规，这项新规只适用于马拉松比赛，如果任何人有使用任何药物都将被取消比赛资格，不过该规定只是一纸空文，囿于彼时的科学技术，赛事组委会无法对药物进行检测。很多运动员仍在暗地里服用“的士宁”，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意大利选手多兰多·皮特里，他在进入比赛终点的体育场后由于药物作用，头晕目眩，竟然跑错了方向。尽管他花了10分钟才跑完最后的350米，但现场的上万名观众还是为他送上了欢呼和掌声。赛后，这一行为被判为犯规，金牌颁发给了美国人强尼·海耶斯。

多兰多·皮特里在1908年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中撞线瞬间 卫报

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的体育竞赛中，使用兴奋剂并算不上什么大问题，至少是道德上的大问题，在皮特里的冠军头衔被剥夺后，一众社会名流争先站出来为他辩护。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写道：“没人否认，皮特里才是这场比赛道德上的赢家。”《福尔摩斯》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也在报纸上仗义执言，说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予以皮特里应得的荣誉，后来他甚至亲自为皮特里筹款帮助他在家乡开了一家面包店。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上都没有形成主流舆论，认为服用药物参加竞技比赛是不道德的，不健康的。相反，人们对于如何通过药物提高人类的生理机能反而越来越感兴趣。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五花八门的“提神药”被各国的科学工作者开发出来，并送到前线给士兵服用。

此后，职业运动员开始慢慢占据竞技体育的舞台，从这点来看，职业运动员的兴起与“科学制造业”的发展趋势紧密相关。

阿森纳的足球经理奈森在1948年出版的自传中就记录过自己在同埃弗顿的足总杯比赛中给队员服用“活力丸”的故事，十年之后，在赛事中使用安非他命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历史学家约翰·格里夫斯和马修·卢埃林曾对20世纪初的兴奋剂使用情况做过回顾：“世纪之交的职业体育对兴奋剂的接受程度要高得多，工薪阶层的职业体育人士和绅士阶层的业余体育人士是分开的，这种事实上的按社会阶层划分的体育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允许职业运动员可以自由地使用兴奋剂，而不受业余运动所谓的“道德规范”的约束。”

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职业运动员而言，体育是一种谋生手段，为了利用体育运动达到该目的，他们的做法就无法符合上层人士关于体育需要遵守道德规范的理念。

1928年西格弗里德·艾德斯特隆正式领导反兴奋剂工作开始，他于1920年首次在国际奥委会任职，1931年成为了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业余运动员出身的他自然对职业运动员热衷使用兴奋剂提高自身运动表现的行为感到不满，在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于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期间成立，以下简称国际田联）当选主席后，1928年加强了业余体育主义的立场，正式规定出场运动员不能获得比赛奖金和出场费。与此同时，它的执行理事会提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禁止使用兴奋剂的组织规则。

由于西格弗里德·艾斯德特隆在国际田联和国际奥委会任职的双重身份，这一禁止使用兴奋剂的组织规则的出台也巧妙地影响到了国际奥委会的立场。十年后，1938年国际奥委会正式表明了立场，反对使用兴奋剂，此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是比利时贵族亨利·德·巴耶-拉图，而他以致力于保护体育业余主义的理念而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