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现如今在超级英雄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流传的“富人靠科技，穷人靠变异”的段子不同，早年间的竞技体育的版本答案是“富人靠金钱，穷人靠科技”。富有的业余运动员可以靠一掷千金和疏通人脉获得更好的后勤保障和训练指导，而对于需要靠比赛来养家糊口的职业运动员来说，通过药物手段来提高运动表现则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1938年出台的国际奥委会公告这样写道：“任何形式的药物和人工兴奋剂的使用，都必须接受最强烈的谴责，任何人不管以什么形式接受或提供兴奋剂，都不应该被允许参加业余体育比赛或奥运会。”

当时起草这份公告的人无法预测，模糊的行文为日后反兴奋剂事业的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埋下了重要隐患：如何定义兴奋剂？谁掌握兴奋剂的定义权？以及在无意摄入兴奋剂和有意摄入兴奋剂是否可以一概而论？

无论如何，“纯洁体育”的概念在这一刻终于被人为生产了出来，西方社会常见的叙事中，“人造”和“天然”的二元对立在这一刻循着古老的轨迹得以彰显。爱普莉尔·亨宁和保罗·迪米奥在《兴奋剂，现代体育的光与影中》这样评价：“职业运动员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业余主义精神的一种威胁，当然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一种担忧，担心职业体育可能会压倒和摧毁业余体育及上层阶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奥委会才放弃了禁止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规定。这才一次印证，兴奋剂禁令和体育精神的强制性道德绑定，并非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兴奋剂的含义是带有社会色彩的，在当时，它反映的是业余和职业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权力之争，演变至今日，成为了以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这两者的兴奋剂检测和判决主导权之争。

随着二战之后大批退伍军人返回学校，自此安非他命等药物开始在职业运动员和大学生运动员中流行起来。高中运动员和学校教练因而也受到影响，英国体育界知名人士阿瑟·戈尔德就曾指责美国的体育环境助长了兴奋剂的使用。

1945年，每天约有200万片安非他命被公开出售，在全民嗑药的大背景下，运动员寻求使用同样的方法来缓解运动疲劳也在情理之中。直到一英里跑的记录被打破可能源于药物作用的传闻甚嚣尘上，公众才将“使用药物”和“作弊”的概念联系起来，这为后来反兴奋剂政策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此时的兴奋剂已经流入了各个体育分项，参加过1948年和1952年奥运会的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朱迪-乔伊·戴维斯就说过：“我们的一些游泳冠军勇敢地承认了他们服用兴奋剂，来帮助自己打破纪录。”

澳大利亚游泳运动员朱迪-乔伊·戴维斯曾在1948年奥运会获女子100米仰泳铜牌 澳大利亚体育名人堂

类固醇的出现也是兴奋剂的含有带有社会色彩（甚至政治色彩）的一大佐证。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在举重项目上的竞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了冷战的影响。美国举重队的队医约翰·齐格勒在维也纳的一次外出就餐中，意外从一名苏联医生的口中得知苏联的举重同行都在使用睾酮来运动表现，他的第一反应并不是这是违反体育规则的行为必须要向媒体和赛事组委会举报，而是积极收集竞争对手的信息，和制药公司合作，将合成代谢雄激素类固醇推向美国市场。

得益于制药巨头们的精明头脑，汽巴制药公司与1955年研发出了“大力补”，一种去氢甲睾酮，1958年开始向公众销售。如今，该药被世界很多国家的药物法和刑法管制，但它的生产一直持续到今天，私下的使用始终无法被彻底根除。

没有行之有效的检测手段，类固醇开始在各项体育赛事中泛滥成灾，在至今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有关兴奋剂使用的丑闻中，民主德国的故事似乎总能吸引更多的眼球，时至今日还常被某些西方媒体拿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举国服药系统性掩盖的例证。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一点是，运动员大量使用类固醇药物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并非民主德国，又或是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独有，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英国力量型运动员在备战1966年英联邦运动会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人的协助”，在他们的训练方案中就包括了类固醇的使用；美国更不必多说，作为“力量补”的国度，吉博尔特在《体育用药：世界性的问题》一文中就写道：“人们对激素的信仰甚至达到了深入人心的地步，球探会向大学生运动员提供这种药物，而大学体育招生人员则会向高中运动员提供这种药物。”

唯一的区别在于，民主德国的运动员可以通过全民医疗的体系拿到这些药物，并且使用剂量和使用效果都有详细记录，而欧美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就得自掏腰包购买。柏林墙倒塌后，很多用药文件流向国外，并被完整公开。

作为美国举重队的一员，肯·帕特拉曾在1972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他个人对类固醇的使用，他说他和他苏联老对手的区别在于能花多少钱在类固醇上。他后来没有参加那届比赛，不过他也并未因为自己公开服药的事而被美国的体育官员们找上门来。

肯·怕特拉在离开举重赛场后，投身于职业摔跤运动 WWE官网

尽管在1938年的公告中国际奥委会就表达了反对在比赛中使用药物的立场，但检测技术的滞后使得赛事组委会对违禁药物的管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是一纸空文。60-70年代的药物滥用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国际奥委会不得不指示成立负责反兴奋剂工作的专门委员会。

这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自此，兴奋剂的风评迎来了一百八十度的扭转。1955年，第一次地方性质的反兴奋的药物检测在意大利进行，1962年意大利运动医学联合会给出了使用兴奋剂的正式定义。这一定义后来对第一个国际通行的兴奋剂定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任何方式给健康状况良好的个人服用外来物质或者数量巨大的影响生理功能的物质，并且以人为的和不公平的方式提高个人在体育比赛中的成绩为唯一目的。”

该定义是在欧洲委员会上被提出的，有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某种强烈的使命感催化下，这份报告的几个作者放出豪言：“那些在道德上负有责任的人们对此都应该积极响应；如果他们无动于衷，就等同于对人类犯罪。”

时至今日，我们仍不知道参与撰写这份大会报告的人都有谁，他们是何身份，来自哪里。但这种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粗暴论断无疑对后世的反兴奋剂工作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最显而易见的案例便是我们总能从时不时地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趾高气扬的苛责他国运动员无心之失的言辞中窥见这种风气的传承，当道德被无限制拔高，最终就会沦为特权者用于打压他人的利器。

像极了政治正确在当下社会中的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