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把碳捕集后作工业化利用及封存的量有多大，这要取决于技术水平与经济效益，目前要对此作出估计是有难度的。但我们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假定：如果届时实现碳中和有“缺口”，政府将对人为工业化固碳予以补贴，争取每年达到3亿—5亿吨二氧化碳的工业化固碳与地质封存。以中国的工业技术发展速度，这个假定还是相对“保守”的。　

其他地表过程固碳是指地下水系统把有机碳转化成石灰石沉淀、水土侵蚀作用把有机碳埋藏于河流—湖泊系统之中等地表过程，它一年能固定的碳总量目前没有系统研究数据，但粗略估计中位数在1亿吨二氧化碳左右。

2022年4月20日，航拍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平铺镇境内岱湖滩上的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中新社发 肖本祥/摄

为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分析，假如我国2060年前后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在25亿吨左右，那么海洋可吸收25×23%=5.75亿吨二氧化碳，陆地和近海生态系统固碳14亿吨二氧化碳，工业化固碳和地质封存4亿吨二氧化碳左右，基本上可以做到“净零排放”。

当然，要从10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到25亿吨，难度亦是非常之大的，这需要我们先有一个宏观的粗线条规划。根据我国五年规划的惯例，可考虑以两个五年规划为一个阶段，分四个阶段，四十年时间实现碳中和目标。

第一步为“控碳阶段”，争取到2030年把碳排放总量控制在100亿吨之内，即“十四五”期间可比目前增一点，“十五五”期间再减回来。在这第一个十年中，交通部门争取大幅度增加电动汽车和氢能运输占比，建筑部门的低碳化改造争取完成半数左右，工业部门利用煤+氢+电取代煤炭的工艺过程大部分完成研发和示范。

这十年间电力需求的增长应尽量少用火电满足，而应以风、光为主，内陆核电完成应用示范，制氢和用氢的体系完成示范并有所推广。

第二步为“减碳阶段”，争取到2040年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在85亿吨之内。在这个阶段，争取基本完成交通部门和建筑部门的低碳化改造，工业部门全面推广用煤/石油/天然气+氢+电取代煤炭的工艺过程，并在技术成熟领域推广无碳新工艺。这十年火电装机总量争取淘汰15%落后产能，用风、光资源制氢和用氢的体系完备及大幅度扩大产能。

第三步为“低碳阶段”，争取到2050年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在60亿吨之内。在此阶段，建筑部门和交通部门达到近无碳化，工业部门的低碳化改造基本完成。这十年火电装机总量再削减25%，风、光发电及制氢作为能源主力，经济适用的储能技术基本成熟。

据估计，我国对核废料的再生资源化利用技术在这个阶段将基本成熟，核电上网电价将有所下降，故用核电代替火电作为“稳定电源”的条件将基本具备。

第四步为“中和阶段”，力争到2060年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在25亿—30亿吨。在此阶段，智能化、低碳化的电力供应系统得以建立，火电装机只占目前总量的30%左右，并且一部分火电用天然气替代煤炭，火电排放二氧化碳力争控制在每年10亿吨，火电只作为应急电力和一部分地区的“基础负荷”，电力供应主力为光、风、核、水。除交通和建筑部门外，工业部门也全面实现低碳化。

尚有1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空间主要分配给水泥生产、化工、某些原材料生产和工业过程、边远地区的生活用能等“不得不排放”领域。其余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空间机动分配。

“四阶段”路线图只是一个粗略表述，由于技术的进步具有非线性，所谓十年一时期也只是为表达方便而定。

七、碳中和对我国的挑战和机遇

从前面的介绍可知，实现碳中和，可以理解为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一场大变革，对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对我国来说，主要的挑战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的能源禀赋以煤为主。在煤、油、气这三种化石能源中，释放同样的热量，煤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大大高于天然气，也比石油高不少。我国的发电长期以煤为主，这同石油、天然气在火电中占比很高的那些欧美发达国家比，是资源性劣势。

二是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十分庞大。我们在前面的介绍中提到，我国接近70%的二氧化碳排放来自工业，这个占比高出欧美发达国家很多，这同我国制造业占比高、“世界工厂”的地位有关。

三是我国经济社会还处于压缩式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等方面的需求空间巨大。

四是我国的能源需求还在增长，意味着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都会继续增长。

五是我国2030年达峰后到2060年中和，其间只有30年时间，而美国、法国、英国从人均碳排放量考察，在20世纪70年代就达峰了，它们从达峰到2050年中和，中间有80年的调整时间。

为了更加清晰地阐明碳中和对我国的挑战性，我们下面用几组碳排放有关的数据，以国际比较的方式，来做进一步说明。第一组数据是从1900年到2020年间，不同国家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亿吨二氧化碳为单位），美国为4047，欧盟27国为2751，中国为2307，俄罗斯为1152，日本为655，英国为618，印度为545，墨西哥为201，巴西为156。

这个累计排放量可大略表明一个国家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家底”，但这样的统计没有考虑人口基数，因此我们需要第二组数据，1900年到2020年间的人均累计排放，这套数据以国家为单位，把每年的全国排放除以人口，获得逐年人均排放，再把这120年来的人均排放加和即可得出（数据以吨二氧化碳为单位），具体为：美国2025，加拿大1522，英国1209，俄罗斯848，欧盟27国713，日本575，墨西哥295，中国190，巴西107，印度58，全球人均累计为375，中国迄今为止只有全球人均的一半，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

第三组数据是目前以国家为单位的排放量（以亿吨二氧化碳为单位），具体是：中国100，美国52，欧盟27国30，印度25，俄罗斯16，日本11。如果考虑人均，那么有第四组数据（2016年到2020年人均排放，以吨二氧化碳为单位），具体是：美国15.9，加拿大15.3，俄罗斯11.4，日本9，中国7.2，欧盟27国6.6，巴西2.3，印度1.9。

从以上四组数据可知，我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具有压缩性特征，故目前的人均和国别排放数据比较高，这也是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媒体不断给我国戴上“最大排放国”，甚至是“最大污染国”帽子的所谓“理由”。

但如果考察人均累计排放，我国对全球的“贡献”非常小。另外，我国的人均GDP已达全球平均水平，而人均累计排放只是全球的一半，这还是在我国能源以煤炭为主、每年净出口大量制造业产品的基础上达到的，由此说明我国绝不是如一些研究者所说的是“能源资源消耗型”经济体。

第五组数据很有意思，它是由国际能源署、世界银行等建立的居民人均消费碳排放，它考虑了国家间通过进出口而产生的“碳排放转移”。2018年到2019年间的数据如下（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美国15.4，德国7.6，加拿大7.5，日本7.4，俄罗斯7.0，英国5.7，法国4.4，中国2.7，巴西1.5，印度1.1。

这组数据说明，世界上一些国家只是“生存型碳排放”，而有的国家早已进入“奢侈型”或“浪费型”国家行列！

前面我们谈了碳中和对中国的五方面挑战，下面再谈五点机遇。一是我国光伏发电技术在世界上已是“一骑绝尘”，风力发电技术处在国际第一方阵，核电技术也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建水电站的水平更是无出其右者。

二是我国西部有大量的风、光资源，尤其是西部的荒漠、戈壁地区，是建设光伏电站的理想场所，光伏电站建设还可带来生态效益；东部我们有大面积平缓的大陆架，可以为海上风电建设提供大量场所。

三是我国的森林大都处在幼年期，还有不少可造林面积，加之草地、湿地、农田土壤的碳大都处在不饱和状态，因此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非常大。

四是我们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也是环境污染物排放大大减少的过程，这意味着我们将彻底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其他污染物排放也将实质性降低。此外，碳中和也意味着我们将实现能源独立，国内自产的原油、天然气将能满足化工原料之需要，进口油气将大为减少，所谓的“马六甲困境”将不再是一个实质性威胁。能源独立从某种程度上还会为粮食安全提供助力。

五是我国的举国体制优势将在碳中和历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因为碳中和涉及大量的国家规划、产业政策、金融税收政策等内容，需要真正下好全国一盘棋。

这点我们从我国推动光伏产业的历程中就可以看出，并且诸如此类的经验未来还会不断被总结、深化。我们甚至可以预计，即使是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那些国家，它们如想真正实现碳中和，也将在国家产业政策设计上获得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