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就是和而不同。那么中国人的哲学观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互相依存的，互相联系的。中国人相信和而不同，和是一种大智慧，它与同这个字，“同”不一样的。它承认矛盾的存在，差异的存在，不同的存在，但这一切可以和谐共存，相得益彰。我们从许多中国人的古籍中可以看到，我们古人他对大自然的观察，他发现大自然包罗万象、争奇斗艳，但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统一体。我们古人也发现，音乐的美妙就在于它有不同的音符，不同的音调，不同的音质，但这些不同可以和而为美，变成美丽的乐章。所以中国文化崇尚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都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

而且中国古代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他者的存在是生成新事物的前提，或者说没有他者就没有你自己。所以儒家学说一直是提倡致中和，提倡和为贵，主张社会的协调和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我经常讲，我们今天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君子与小人的斗争。那么我们古代《尚书》中还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是中国人久远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和而不同是中国政治文化传承的核心之一。

在和而不同的理念影响下，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总体上比较包容开放。我们刚才提到兼收并蓄，它前提也是和而不同这个哲学观。以儒释道的融合为例，中国自己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和道家影响力一直比较大。我们的儒家尊圣人，我们的道家讲真人，但坦率地说，我们回头看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需要读很多书，需要相当的知识积累。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儒家和道家的学说难以进入寻常百姓家。而外来的佛教不一样，佛教是直指人心，它关心芸芸众生，关心他们的身心安顿，它的传播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有雕塑，有音乐，有壁画等等。所以佛教这种差异性，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传统宗教的某些不足。虽然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经历过一些碰撞，但外来的佛教最终适应了中国的国情，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即大乘佛教，然后再从中国走向东亚，走向世界，这无疑是中国文化我想和而不同、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一个典范。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中西方文化，特别政治文化在这方面的差别。和中国儒释道互补的传统不一样，欧洲历史上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上千年，有的人说现在还没有打完，几乎把西方文明毁于一旦在历史上。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宗教几乎都是一神教的传统，认为自己的信仰代表世界唯一的真理，唯一正确的东西。你不相信我的上帝，你就是异教徒，你就要受到迫害。那么在西方神学者的眼中，只有自己的信仰得到普世，人类才能得到拯救。所以西方世界产生了一大批认为，只要你的做法跟我不一样，你就不文明。那么这也延伸到关于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等。其实从“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到今天西方国家内部种族主义兴起，排外主义再次兴起等等，背后都有一神教唯我独尊的传统。同样我想这些年西方向全世界推销的所谓普世价值，背后也是一种一神教唯我独尊的这种传统的延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活字印刷术表演，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的理念

和而不同的理念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明确地拒绝西方的对抗性的政治逻辑。

我们强调社会不同的团体和利益，有共同之处，大家可以求同存异。西方模式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博弈，喜欢斗争哲学，而中国更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共生，主张和而不同。西方强调对抗的模式，在第三世界成功率极低，在西方内部也导致了社会严重分裂。英国、美国今天都面临着社会分裂而带来的严重挑战，而中国人口比整个西方世界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却可以实现和而不同。通过我们讲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等等制度安排，我们可以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然后众志成城，14亿人劲往一处使，撸起袖子一起干，所以我们确实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在对外关系中，我们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成为国际上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基本原则。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过程中，又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我们又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和而不同这种哲学观所体现的理性和包容。这与西方这种唯我独尊的狭隘与偏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4月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圆桌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辞。 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这里我还要简单谈一谈香港和“一国两制”的构想。实际上它几乎，我觉得“一国两制”几乎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人和而不同的理念，就不一样的制度可以在同一个国家里边和谐共存。但它前提是一个国家，是两种制度在特定的时间段内保持互相的尊重。现在看来，澳门“一国两制”做得非常之好，而香港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果从和而不同的理念来看的话，就是香港的一些势力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拒绝我们讲的君子和而不同，而拥抱小人的同而不和，而且妄想用那种危机重重的自顾不暇的日益走下坡的西方模式，来“同化”甚至“吃掉”蒸蒸日上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我想这是愚蠢到了极点，也超过了一国两制的底线，超过了和而不同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要通过必要的手段纠正这种倒行逆施。这就好像演奏协奏曲的时候，一个乐手突然乱拉琴，破坏和而不同的乐章，那么我们只能制止他。

最后我还想谈一个理念，叫做政府是善，更确切说政府是必要的善。我之所以提这个观点，是因为我有感于就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经常使用一个观点，叫做政府是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那么在西方历史上我也理解，由于专制政府带来很多问题，包括宗教迫害、极权主义、神权战争等等等等。所以西方很多人特别是英美政治文化中，把政府看作是要做坏事情的，也就是说最好是不要政府，但现在现实中又做不到，所以要对它多多限制，防止它做坏事。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谈政府的作用就是“守夜人”。新自由主义的口号就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那么西方主流政治学也类似，一谈政府就联系到威权主义，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称之为叫做“利维坦”，一种让人害怕的怪兽，人们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下必然产生的互相残杀，不得已请出这个怪兽，建立有威权的国家。

回想中国历史，我们的传承是不一样的。历史上中国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它的人口和地域的规模百倍于欧洲小国，这也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是非常大的。

我们古代黄河也好，长江也好，这些都是跨流域跨省份的治理，各种自然灾害的频发，大国戍边征战的需求等等，所以都需要比较强势的，比较有为的也是比较中性的政府来发挥作用，否则人民的生活就要遭殃，朝廷就要失去天命。所以这种政治传统延续至今。

从历史比较来看，中国历史上辉煌的时候，大都和比较强势有为的朝廷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人传统中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善”。与此相适应的还有就是中国源远流长我叫选贤任能的传统，即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员，而不是像欧洲，它上千年是一种世袭贵族的统治。

所以从传统来看，中国政府的作用比较中性，也就是说它不是代表某个特定利益阶层的，在多数情况下，应该说中国这种文官制度领先欧洲上千年，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欧洲是到了19世纪才从中国借鉴了文官考试制度。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对于强势政府的态度是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发挥中国党政体制在推动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注重经济规律，也尊重经济规律，弱化甚至终结不必要的政府干预。这个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盲目崇拜西方模式，自废武功，放弃党的领导，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实西方自己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强调政府干预以来，政府的作用除了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之外，已经很少再有人否定了。从保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到提供各种各样社会服务，到防止恐怖主义，到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毕竟现代国家的功能已经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国家里，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以强政府著称的，法国总统的权力明显大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德国为代表所谓“莱茵模式”，它的政府作用也比较大。美国今天是“特朗普模式”，在许多美国人的眼中，已经成为政府滥用职权的代名词了。比方说他此前对于无法赢得中美贸易战恼羞成怒，甚至发推特“命令”美国企业离开中国，引来美国工商界、经济界人士普遍的吐槽。

西方国家在自己历史上，也是政府开路、炮舰政策、持剑经商，英国商人扩张到哪里，英国的军舰就跟到哪里。英国对整个印度的控制，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英国的国企叫东印度公司来进行的。

发展中国家凡是采用了西方的政治模式，面临最大的挑战，也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所讲的“软政府”问题。“软政府”的执行能力非常之弱，政府被各种既得利益绑架，政客们没完没了的扯皮，往往连修建一条公路的共识都达不成。结果是国家现代化举步维艰，人民生活水平迟迟得不到改善，得不到提高。所以我想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把目光投向中国模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势。

当然，我们要承认，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副作用，政治权力过大导致“寻租”和腐败，导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严重的问题，这些都只有通过不断改革来解决。

我记得有位哲人讲过这样的话，政府有两个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们现在正在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建立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体制，建设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政府，应该说取得相当成绩，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还要努力。

政府在经济事务中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抓，有所放。但是我们仔细看一下中国模式，在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政府职能的弱化或者转化，实际上也是需要靠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来推动。那么这次中央关于把深圳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决定，非常令人鼓舞，其中不少内容都反映了过去数十年中国政府改革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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