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把这三个因素跟大家简单地剖析一下。首先就是“人是理性的”，即所谓“理性人”假设，这也是我们一些书生、大V津津乐道的：人可以通过自己理性的思考，做出理性的选择，投出庄严的一票。

迄今为止，所有社会学研究都证明：人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极端非理性的。随着金钱的卷入，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崛起，非理性因素往往更容易被强化。多少政客就是利用人的非理性这一面大打民粹牌，获得更多的选票和个人利益。今天新媒体为民粹主义的扩展又提供了更大、更多的条件。

这次英国“脱欧”中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人的非理性带来的政治困境。

在这次英国“脱欧”公投之前，支持“脱欧”的政客就利用各种手段宣传，说如果我们“脱欧”的话，每个星期都可以为英国省下3.5亿英镑的“成员费”。这是整个“脱欧”运动的一块核心招牌，如果你当时去伦敦就会看到，到处有红色的车子，上面就有这么一个3.5亿英镑的牌子。他们在各地就开着这样的车子拉票，口号是一个星期3.5亿英镑省下来，可以用来帮助英国人改善医疗福利，投入到NHS国家医疗服务计划。这个说法非常有感染力，非常有诱惑力，特别是对年纪大的选民，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医疗福利开支。当然最后证明这些都是谎言，但选民当时就是被这些谎言给忽悠了。

“脱欧”战车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第二个例子也很有意思，英国公投结果出来之后，谷歌公司就当天英国人搜索最多的关键词发了一条消息。他们发现，英国人那一天搜索最多的关键词居然就是“欧盟”、“What’s the EU”（欧盟是什么）。换言之，多少英国选民可能还没有搞清楚欧盟是什么，就把自己手中的一票投出去了，等到结果出来后，他们才去了解究竟欧盟是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美国学者布莱恩·卡普兰，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什么民主制度选择不良的政策》，他点出了理性人假设的要害。正是由于所谓理性选民的偏见，他们的选票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所利用，进而对经济造成损害。比方说，理性选民一般都有喜欢高福利的偏见，政客就打高福利牌，结果西方国家一个一个地陷入高福利引发的债务危机。

西方现在把政治制度安排，基本上就是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任务，每四年一次交给了选民。实际上，集体意义上的选民和个人一样，也有先天的局限和缺陷，特别是受制于个人眼界和利益局限，往往无法看到整个社会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所以选民非理性的选择，今天的主要表现就是民粹主义泛滥。政客只要有足够的金钱，有足够的表演才能，有足够的作秀能力，然后加上各种各样媒体的渲染，他就可以迎合选民的短视和局部利益，走上执政之路。

第二个基因缺陷，就是“权利是绝对的”。

西方今天的政治文化把权利绝对化，这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利与义务失去了平衡。权利压倒了义务，结果就是“权利任性”带来权利的绝对化和极端化。

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你可以发现权利绝对化，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党派政治“极化”，妥协变得越来越难。英国是这样，美国也这样。美国现在是叫“否决政治”，福山先生创造的词汇。多数观察家都认为，比方说，英国反对党工党的领袖科尔宾不停地利用自己的所谓“权利”否决首相梅的“脱欧”方案，其实是为了自己获得权力。

美国政党恶斗的情况大家可能更熟悉了，特朗普上台以来，政府已经关门三次了，共和党、民主党双方势均力敌，而创造了美国的历史记录，互不妥协，西方政客都把所谓的“权利”放在整体国家利益之上。所以英国也好，美国也好，今天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都是分裂的，甚至是深深的分裂。

最后就是“程序是万能的”。

一个涉及英国人长远的根本利益的决定，程序设计竟然只需要简单多数，这本身就反映了程序制定者与英国社会严重的脱节，也说明决策的程序非常之粗糙，其结果就是全体英国人民为这种粗糙简单的程序买单。

西方民主已经变成了程序高于一切，程序正义被等同于实质正义。但是我们看到，有2/3的年轻人，18岁到24岁的英国年轻选民，他们宅在家里，没有去投票，而这项公投的结果恰恰对这些年轻人的影响最为长久。这些年轻人是与欧盟一起长大的，看到英国加入欧盟给自己带来的许多好处，但他们确实大意了，输掉这场公投，现在没有办法纠正了，因为西方民主下的民主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程序，程序就是一切。

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比方说，美国多数公众认为枪支要有某种管理，才能减少枪击案，减少枪伤对平民带来的伤害，但这个需要修宪。美国修宪需要一整套的程序，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现有的政治环境当中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法治的社会，反而被自己僵化的法律程序所害，结果法治社会的程序正义变成拒绝改革和保护落后的理由。

换言之，一旦程序正义被绝对化，后果往往就是结果的不公或者实质的不公。当然我个人也认为，对中国来说程序正义十分重要，因为中国的法治传统相对比较弱，但是我们法制建设过程中一定要走一步、看三步。我们法制建设的目标一定要非常明确，避免西方这种僵化的、封闭的所谓法治模式。

这三个基因缺陷实际上是西方政治改革迟早要面临的大问题，否则的话，这个制度整体走衰将不可逆转。

两年前，我曾经在英国伦敦大学结合英国“脱欧”的案例，向我们的英国朋友很认真地介绍中国的“协商民主”。我说2000多年前，在一个小小的雅典城邦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这还说得过去。但今天像英国和欧盟这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成百上千个条约组成的关系，要求普通老百姓通过最原始的公投方式来决定，只能说明英国的政客对自己国家命运极端之不负责任。

陶片放逐法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我注意到，当时多数英国的听众都是点头的，我想这是因为点出问题的要害。从投票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赞成“脱欧”和反对“脱欧”的差距才百分之三点几，这种情况下采用公投的方式，只会使英国社会的裂痕越来越大。我对英国人说，我是研究政治的，经常对政治问题做预测。我说我敢预测中国未来的十年，但我确实不知道我们的英国朋友敢不敢预测英国未来的十年，更具体讲就是大不列颠会不会变成小不列颠。如果你不进行政治改革，还是这样一直公投下去的话，确实苏格兰要独立，北爱尔兰也要独立。现在伦敦也想独立，有一部分人也在这样说。

所以这制度没法玩，一定要好好改革。如果采用中国协商民主的方式，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解决这些问题。他们问中国的协商民主是怎么操作的？我说我们天天都在实践，而且不光是在政府一级、政党一级，普通的每一个工作单位，每一家公司，每一个团体几乎每天都在实践。我们称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四轮协商下来，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解决。我说3.8%这个差距太容易解决，38%的差距我们也许都可以解决。说句老实话，我讲是这样讲，但是我也知道英国是实践不了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协商民主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进行统筹。西方政党都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所以干不了这个事情，最后只能用简单粗暴的公投方法。你赢我输，我输你赢，赢者通吃。我觉得这个会使西方社会越来越分裂。

但是即使是西方国家无法实践中国式的协商民主，我们还是要讲，这至少能够展示我们的软实力，使他们一部分人心向往之。现在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今天多少西方人羡慕中国能够团结一致做事情。尽管中国人口约等于20个英国的人口，中国人口超过整个西方人口之和，但是我们能够形成共识来做事情，我们能够有统一的战略目标，形成全民的广泛共识。所以我们也创造了中国全面崛起这个奇迹。

最后我想还是用我2014年演讲的结束语来结束今天的演讲：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的模式，我坚持我的模式，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治制度竞争。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让我们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们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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