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中国古代政治当中有“天命观”的理念，可以说“天命”是中国漫长历史中国家权力的最高来源，它与欧洲历史上的“君权神授”是不一样的。“天命观”实际上是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在中国历史概念中，“天”总是用来表示最为重要的意义，比方说“民以食为天”、“王者以民为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换句话说，“天”指的不只是大自然的天，它实际上是包括了自然、民众、社会、祖先、世间万物的一种汇聚，代表最高的正义和权威。

统治者代表“天”去统治和保护民众，但是一旦统治者违背了天命，开始蹂躏百姓，“天命”会被召回，人民会揭竿而起来实现新的天命。所以历史上我们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既是顺天，又是应乎人。这里所说的“汤”，指的是商朝代替夏朝，距今三千五六百年了。西周代替商汤，两次王朝更迭被称为革命。

用今天的政治哲学来看，实际上“天命观”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自己的“契约论”，也就是荀子引用孔子所说的话“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这个意义上，“天命”实际上就是“民心向背”，就是对皇帝的警训。有位中国学者曾经这样描述，“天命观”实际上就是一种“政绩合法性”。“天命观”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统治者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他可以通过德行，通过自己的政绩来影响天的意愿，当上天对一个统治者不满的时候，它会通过自然灾害等形式对这个皇帝发出警告。当一个皇帝的天命被广泛地认为不复存在的时候，中国百姓可以揭竿而起。

这在古代欧洲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中国的“契约论”比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的“契约论”要早2000多年。卢梭在18世纪中叶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他认为政府和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要认识“公意”、实践“公意”。卢梭还提出一整套的法律制度安排来落实这种契约。但是，在他去世之后，法国的政治一直非常动荡，动荡将近200年，最后才逐步稳定下来，不过这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

与“天命论”平行的还有一些中国人的理念，比方“天下为公”的思想。中国先哲早在《礼记》中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认为天下是公众的，天子之位传贤而不传子，后来成为美好社会的一种政治理想，为中国社会所广泛认同。这对中国历代朝廷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道德制约。实际上，这些都是同时代的欧洲君主难以想象的事情。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典型的例子就是科举制度，科举严格来说是从隋朝开始的，到宋朝的时候，科举制度变得非常成熟，多数官员通过是科举考试选拔的。相比当时的欧洲，大多数国家一直是绝对君主制，官员也是贵族世袭制。直到19世纪，欧洲才从中国借鉴了，或者说引进了科举制度，形成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这是我讲的第三个原因。

第四个原因是，总体上古代中国的社会自由度普遍要高于欧洲古代社会。农业社会中，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中国土地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买卖的。中国是个小农社会，小农经济为主，而欧洲是农奴社会，土地属于农奴主，所以小农生活的自由度远远超过农奴。

至于知识界的自由度，我记得中国学者刘梦溪曾经这样描述过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狂”，就是一种自由的概念。他说“狂”这个字在汗牛充栋的古代文本中是个常见词。中国还有源远流长的武侠文化、写意绘画、书法狂草等传统，有儒家的圣人理想，也有佛教禅宗的顿悟超越，有道教崇尚自然。这种“狂”的程度和范围在古代的欧洲文化中是罕见的。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西方人天天嘴上喊着自由，可能正好证明了古代的欧洲人享受的自由太少了。

那么欧洲后来靠什么超越了中国？

首先是战争。从16世纪算起，欧洲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在打仗，从四五百个国家开始打到最后剩下二三十个国家。有人做过统计，从1500年到1799年，欧洲主要国家多数时间里都卷入了大规模的战争，西班牙是81%的时间卷入，英国是53%的时间，法国是52%。

上图为1490年欧洲版图，下图为1990年欧洲版图。正是市场扩张的欲望导致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最终由500个政治体兼并为25-28个民族国家。图片来源：Charles Tilly： 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990-1990 Cambridge：Basil Blackwell LTD，1990，pp. 41-43

但是坏事变“好”事，有些欧洲国家在本身付出巨大的生命财产代价之后，在死亡和破坏无以计数之后，一些国家的军事实力发展起来了，然后它就开始到处攻打别人，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夺别人的财富和资源。后来他们打败了中国，并强迫中国支付天价的赔偿，为欧洲的发展注入了大量资金，而中国自己则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西方的军事崛起还带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现代国家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科技实力提高了，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原因是金融，从西方和东方贸易中一些发了财的西方人，比方说在威尼斯，这些商人就开始投资战争，发战争财。他们资助了欧洲内部的许多战争，这个传统后来又在荷兰、英国等国家得到延续。我记得美国学者彭慕兰曾经这样讲过，他说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动力是棉花，而棉花来自于美洲奴隶主控制的农场。工业革命产品的主要市场是美洲和亚洲，而不是英国本身。

尽管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好，造成我们整个国家对进口白银的依赖。16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而且向中国出口白银，结果中国患上了“白银依赖症”，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供应取决于外部世界提供的商品，白银。现在回头看，包括明朝李自成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发不出薪水，缺乏货币，国际市场上的白银供应量迅速减少。由于种种原因，比方说西班牙的贸易体系出了问题，过去一年之内有60多艘货轮运着白银到中国来，一下子减到一年只有6到7艘船的白银，减少十倍，这就造成了货币供应的危机。清朝的覆灭也跟这个有关系，英国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在1870年左右开始由“银本位”转向“金本位”，所以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钱一下子跌了很多。这些原因促使中国被欧洲超越。

这些情况也说明当时的中国朝廷缺少国际眼光，缺少处理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能力。尽管中国是发明纸币的国家，但是到明清两朝，中国还是没有能够解决好货币短缺和货币信用的问题，最后只能通过进口白银来平衡。过去明朝也有皇帝尝试过建立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和货币信用，但都没有成功。后来到民国时期，我们发行过法币也没有真正成功。中国的货币自主实际上是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确立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