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29日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都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否对论坛的举办有影响。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个别媒体的这种论调流露出浓浓的“西方中心论”的味道。“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与否，和西方国家领导人与会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他们并不一定总是国际舞台的主角。

巧合的是，当天晚上，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节目播出第16期——解构“西方中心论”。节目主讲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通过回顾历史以及自身的经历的思考，讲述了“西方中心论”的来历以及如何对其解构。

观察者网整理节目演讲部分，以飨读者。】

节目视频截图

关心历史和政治的人一定听说过一个说法，叫做西方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主义。过去两三百年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中心论的崛起。特点是什么呢？一切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西方文明是优越的，西方文明是理性与民主。那么与之相对立是东方文明，东方文明是愚昧，是专制。我们国内学界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少人也是“言必称希腊”。在他们眼里，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不一样，中国一定是错的，西方一定是对的。中国要做的无非就是不断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接轨，甚至最后被西方社会所承认所接纳，这很关键对他们来说。我们叫做甚至不惜拆掉故宫，建一个白宫。

好在中国今天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们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地、更加客观地、也更加实事求是地来看待这一切，来审视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指出它的问题所在和它的不实之处。我觉得，这是中国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过程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就是要从精神层面强健起来，所以我们要解构西方中心论。

五年前我曾在荷兰，做过一个讲座，谈中国模式。互动的时候，有一位欧洲学者就问我，他说中国正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但是他说中国好像不愿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词，英文叫做modernity，在西方话语中它是神圣的，它一般指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这种理性思维，以及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我也讲过多次这样的观点，今天的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现代性。我当时对这位欧洲学者的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如果你要真的要了解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你要了解它是怎么形成的。我刚才讲了一个情况，我说我们今天这个会是在海牙，我说就离我们这会场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地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一个是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斯宾诺莎是荷兰17世纪的叫理性主义哲学家。另一个是荷兰的叫Delft瓷器博物馆。

我说在斯宾诺莎的故居，你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是多么的渴望，他通过研究之后发现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欧洲当时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他能够讲这个话是很了不起的，是革命性的。在当时的欧洲，他说中国是一个遵循自然法的国家，就是中国人是相信自然规律的。他说这种国家的治理，是更符合人性的。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斯宾诺莎遭到了宗教迫害，他被基督教会除名，但是德国另外一位哲学家也是中国粉丝，叫莱布尼茨，他很有勇气，他专门到海牙，和斯宾诺莎悄悄地见了一面。他们共同的发现，就中国是个很独特的国家，它不像欧洲，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是世俗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采用了世俗的，贴近自然的，而非神权的方法进行治理，结果是成功的。

康德在1794年发表的宗教哲学论文《万物的终结》提到，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受到过中国老子的影响。（图为斯宾诺莎）

那么为什么要去Delft瓷器博物馆？因为它是荷兰的瓷都，就像我们江西景德镇一样，当然我们比它历史要长很多早很多。那么荷兰在17世纪的时候，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其最发达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和中国进行大量的贸易，它把中国大量的瓷器运到欧洲销往欧洲各国，所以赚的盆满钵满。当时中国瓷器，有点像几年前的iPad iPhone。所以中国的瓷器贸易当时在17世纪是荷兰主导的，所以荷兰因此发了大财。那么中国瓷器给当时的欧洲带来的冲击，不仅仅是瓷器本身的品质质地精良，欧洲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他们花了上百年时间模仿，你要去他博物馆看，就做不像，一直到很晚，大概到19世纪，荷兰才终于掌握了制作瓷器的工艺，开始有自己的青花瓷。

但是同时欧洲的人文学者还从中国瓷器中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发现中国的瓷器不仅质地精良，图案精美，而且这些图案反映的内容，和欧洲的艺术也不一样，欧洲艺术到当时17世纪，反映的主题主要还是宗教和上帝，而中国的瓷器上的图案反映的几乎都是民生，都是老百姓的生活、农夫耕作、老人垂钓、儿童嬉戏、多子多福，还有就是山水风光的大自然。用今天的话说就中国艺术的题材早就是非宗教的 ，接地气的人间的生活。所以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一种震撼，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中国的这种世俗文化，政教分离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的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了人间世界。这就是现代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要义。

我对这位欧洲学者说，我说如果你要了解启蒙运动开始的，所谓现代性，一定要了解这种现代性的一个最重要的起点之一就是中国。

我们现在可能都听到过一个概念叫做西学东渐，就是西方的各种各样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东方，传到中国，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实历史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学西渐”，就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影响了西方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有一位很优秀的历史学家，叫朱谦之，他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著书立说，他说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这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欧洲国家中和中国接触最多的是意大利，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物质商品和文化思想传到了意大利。他认为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许多重要的发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到了欧洲，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另外大家也知道威尼斯的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回到欧洲之后出版了《马可·波罗游记》，一时洛阳纸贵。欧洲人通过这本游记了解到了原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如此富庶的大国，商人发现了财富，哲学家发现了思想。

我们现在讲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多数人说是林则徐，也有人说是魏源，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魏源的《海国图志》对当时的中国，对当时的日本，都产生了一种震撼。特别是日本的崛起，应该说这本书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一下子让很多亚洲的知识界人士，发觉欧洲已经明显地领先亚洲了。作为比较，我们也可以说《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在欧洲出版的时候，给欧洲人带来的震撼。可能会大于当时《海国图志》，给亚洲人带来的震撼，所以《马可·波罗游记》，一下子翻译出了无数的版本，欧洲人突然意识到，原来在东方还有这么发达的，这么了不起的文明和国家，所以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探险冒险，想到中国来想追求财富，也有些人想追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