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武则天执政时期的用人政策特点，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改革与发展科举制度。此前，科举出身者虽可位至高官，但科举录取名额很少，尤其是进士科。贞观时期的二十三年中，共取二百零五人，平均每年不足十人；而高宗、武则天时期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也只有二十人。

一般地主家庭的士人既无世传经学，又无门第可以凭借，在考试上处于不利地位，录取者多为权贵子弟。高宗时常举出身的十名宰相中，进士八人，明经二人，其中贵族和五品以上高官子弟六人，县令子二人，出身于父祖没有官位的一般地主家庭的只有两人。

武则天时期则增加了考试科目与增加录取人数，首创殿试。为解决那些富有文学才能和卓越政治才干的人才的选拔和迅速升迁问题，大开制科。从科目设置有贤良方正、超拔群类、经邦等科来看，选拔政治人才的色彩更加浓烈。张说、张柬之、崔沔、苏颈、卢从愿、刘幽求、张九龄等著名政治家都是通过制科而被选拔出来的。

制科可以一再应举，每次中举，都可升官，同时制举及第者可以破格提升，有官者可破格升迁，并多授予清官，无官者亦可应举。

《大唐新语》称：“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又据《登科统考》统计武则天每年科举取士的平均数，超过太宗时的一倍，进士增加50%—60%，录用者大多是庶族地主，宰相中科举出身者增加，临朝称制以后不久，宰相几乎成了青一色的庶族。

同时，武则天设立了武举制度，参加武举的既有带有军功勋号的官员、官员子弟，也有一般的平民。武举制度的创立使得唐代的人才选拔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为国家选举了一大批有韬略的武将，他们在保卫国家和抵御外敌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一代名将郭子仪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此外，置“北门学士”与“珠英学士”也是武则天广开才路、任用文学之士的一个方面。北门学士兼有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责任，也是武则天用来瓜分宰相权力的特殊近密群体。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代，唐代社会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外庭之士大夫”逐渐取代原来的“关陇贵族”而崛起。仕途的开放，使教育越来越普及，而教育的普及，反过来又使仕途多门，这种仕途的开放，使大批出身低微的普通知识人士进入权力中心成为可能，并逐渐取代了旧时的贵族。就此而言，武则天确实关上了中古时代贵族世界的大门。此后崛起的科举家族与世卿世禄的士族显然不同。

武则天称帝期间，宰相中明经出身的十人，其中狄仁杰、李昭德、姚涛、韦安石等四人为贵族高官子孙，陆元方、唐休璟、崔玄等三人为中下级官吏子弟，杨再思、格辅元、杜景俭等三人父祖无官。进士出身的十人，其中宗楚客和李迥秀是贵族高官子弟，李峤为县令子，韦嗣立、韦承庆兄弟虽为故相韦思谦之子，但韦思谦的父祖皆为县令，其余娄师德、苏味道、周允元、吉顼、张柬之等五人都是平民出身。

除此之外，武则天铸铜为匦，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铭。最大限度的开辟了平民阶层进入仕途的可能，即便是农夫樵人都有得到召见的可能，一时间四方告密者蜂起，出现了来俊臣、周兴等酷吏。造成了政治恐慌的同时，也帮助武则天清理了大批政治敌对势力。不过，这些人一旦其使命完成，又被武则天一一贬杀。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在“废王立武”事件中，关陇贵族被武则天铲除殆尽。武则天迅速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统治班底。无论是高宗末期宰相群体的重新配置，还是武则天登位后改革科举制度，对下层士族与普通官僚的破格任用，前提与根本是借助这些资历较浅、有行政能力的中下层士人官僚群体积极支持转型时期的武周政权统治，推行她的各项统治政策，打击异己势力。

仍需留意的是，武则天时代并非从根本瓦解了士族门阀的统治地位，而是极大刺激了士族内部不同等第之间的流动。关陇贵族一蹶不振，大量低等士族进入核心统治序列，为王朝带来了新的政治活力，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重构了唐王朝的统治阶层结构。科举与选官的结合日益改变着传统高门士族凭借门第与族望实现垄断官位的现状，而政治新贵们则成为巩固皇权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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