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做得少、说得多”，我们“只做不说”

中国援助存在一个“大问题”

在一般人印象中，南太岛国遥远且“袖珍”，主要是旅游之地。这是实情，但该地区有比旅游重大得多的价值。南太是一个多岛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像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陆地面积不如北京市通州区大，但其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等组成的“蓝色国土”超过350万平方公里。这代表了南太平洋地区的现实：岛屿小国，海洋大国。

由于邻近赤道、人口稀疏、海域广阔，南太也是经略大洋洋底、航天、南极、宇宙空间探索的得天独厚的地区。此外，由于地理上的邻近与文化背景的一致性，南太岛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一旦做到一致对外发声，势必会形成一股强大力量。在“一国一票”的体制下，人口19万的萨摩亚和人口13亿的中国同为一票。这就是全球治理中所谓的“南太票仓”现象。

过去，受各种因素尤其是西方媒体影响，不少太平洋岛国对中国严重缺乏了解，因此产生一些误解和疑虑。近些年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发展合作让南太人民了解了真实的中国，增进了民心相通。

但中国对南太岛国的援助就没有问题吗？有，而且很大，那就是太不会宣传。由于“只做不说”，话语权旁落，中国项目往往被澳大利亚及其他西方媒体说三道四。

一个典型例子是，斐济首都苏瓦有一座多功能体育馆，由中国华西集团公司施工兴建。但笔者调研期间，并未在体育馆或周围找到任何“中国援建”的字样。相反，南太电讯巨头沃达丰（澳大利亚）公司却借取得冠名权之机，在该体育馆放置硕大的沃达丰标识，极易让人误认为该体育馆为英国或澳大利亚援建。在其他不少中国项目所在地，我们也没有发现中国的标识。

“做得少、说得多”是澳大利亚等国的特点。2015年最强飓风“帕姆”袭击瓦努阿图，首都维拉港遭受重创，中国政府除在第一时间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救援外，还承担了马拉波学校的重建工作，由烟建集团承建。笔者在进行实地调研时发现，该项目工程量巨大，需要承建全部教室、宿舍、办公室、图书馆和道路等。而我们在维拉附近的一所小学考察时却发现，澳大利亚仅承建一间教室，但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Aus⁃AID）及其“袋鼠”标识却到处都是。又如，在萨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仅援建一栋平房，却远远就插上“袋鼠”标识，不免给人以错觉，以为所有办公区域都是澳大利亚援建的。

2015年最强飓风“帕姆”袭击瓦努阿图后，中国救援物资抵达当地

用醒目的标识，是西方国家提供援助的通用做法。漫步苏瓦街头，贴有美国标识的垃圾桶随处可见。笔者还看到日本援助的一个小小储水罐，也醒目地标出“日本援助”字样。

在宣传中国援助上，萨摩亚是一个正面案例：在中国援建的海洋学院、小学、体育设施等项目实地，都能看到标识醒目的“中国援建”（China Aid）字样，并配有中萨两国国旗。笔者发现，这非常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当地的形象。在访谈中，即使在援建工程较远地方的当地人，也表示知道中国援建的这些应对气候变化的设施。可惜的是，萨摩亚的经验尚未充分在整个南太推广。

中国援建的萨摩亚大学海洋学院，标识着“中国援建”（China Aid）字样

中国动了谁的“奶酪”？

澳霸主心态越焦虑越失衡

最近发生的这场争论，暴露出一个深层次问题——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在大洋洲以“老大”自居，对待小岛国有一种“牧羊犬心态”，把他们当做自己管理下的“羊群”。然而，这种“牧羊犬模式”如今越来越难以为继。这是澳部分政客感到焦虑的症结所在。

大洋洲有十几个岛国，大多陆地面积小，有的甚至可以说是“袖珍国家”，跟澳大利亚远远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早在19世纪末，一些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就认为欧洲殖民者退却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应由澳大利亚来填补。二战后，澳大利亚利用该地区的去殖民化浪潮，排挤英法等国，逐步塑造了自身在该地区的地位。澳国内一直存在一种主张，即认为自己可以用手中的权力成为地区领导者，将南太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澳近年来将自己定位为“中等强国”，更强化了这种“使命感”。

该地区其实另有一个领导者——新西兰。但新西兰的国家实力比澳大利亚弱得多，而且新西兰主要以外部势力为打击对象：例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构建“南太无核区”，在该地区打击法国、限制美国；通过推动南太海洋资源管理，限制和排挤日本、韩国等渔业大国的经济活动。这些举动也让澳大利亚搭了便车。

让澳大利亚“焦虑”的是中国。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斐济并在楠迪会见与中国建交的8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习主席表示，中国真诚欢迎岛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愿同岛国深化经贸、农渔业、海洋、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这个表态受到南太岛国普遍欢迎，而一些澳大利亚人却由此产生莫名疑虑。而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更是让澳方一些人恐惧。

然而，笔者认为，中国在南太地区的经济活动只是令澳大利亚焦虑的表象。真正的深层次原因，是太平洋岛国联合自强的趋势。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不断提升。斐济成功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3次缔约方大会；萨摩亚成功举办“第三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国际会议”；巴新即将主办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太平洋岛国在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上积极发声，还积极推动区域合作新机制（如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渔业政策协调等。

这些举动都加大了太平洋岛国对澳大利亚的“离心”倾向。例如，太平洋岛国视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飓风活动加剧、海水侵蚀与土壤盐碱化等为威胁它们生存的重大问题，而澳大利亚作为“伞形集团”（Umbrella Group，包括美国、日本等）一员，长期以来推卸自身作为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应尽的责任义务，诸岛国对澳不满已久。再如，斐济牵头成立的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PIDF）是第一个将澳大利亚排除在外的重大区域合作机制。最后，太平洋岛国纷纷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认为中国为其发展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这些才是让澳大利亚感到焦虑的根本原因。

【本文首发于1月16日《环球时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