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狂生”所追求的狐女等形象实际上可视为生活中的名妓，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三章曾说：

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妹，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妇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闭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记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浪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逐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

狐女既为名妓，“狂生”即是名士。名士与名妓他们之间所发生的浪漫故事是所谓“名士风浪”,“是与礼义各不相扰的，并行不悖的，甚至是互相补充的”。

清代聊斋全图绘本

蒲松龄在想象中以风流名士自居，这大概没有疑问了。

三、“狂歌击剑声鸣鸣”

悲凉的情怀而出之以慷慨的方式，这是“狂”的一种异常形态，即“佯狂”。在蒲松龄那里，“佯狂”主要是怀才不遇的产物。

怀才不遇本是生活和文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科举制尤其是八股取士的制度产生以后，怀有真才而所如不偶者更多。蒲松龄就是这行列中的一员。他早年便热中举业，也曾有过一度的辉煌记录：十九岁时，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试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间。不过自中秀才后，乡试屡被黜落，直到七十一岁才援例出贡。坎坷的人生境遇，使蒲松龄心中郁结着愤懑与感伤，时常通过诗词创作倾吐出来。如《聊斋诗集》卷一《寄孙树百》:“歧途惆怅将焉往?痛哭遥追阮嗣宗”。《夜微雨旋晴，河汉如昼，慨然有作》:“夜搔短发哭歧途，狂歌击剑声呜鸣。”卷二《拙诗蒙毕振叔见和，依韵答之》:“瑟瑟秋窗动晚风，玉壶击缺剑光红。飘零踪迹寒山外，落拓襟怀暮雨中。”他的词写得更为辛酸，如《聊斋词集·大江东去(寄王如水)》。《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篇，如《司文郎》、《素秋》、《锦瑟》等，表达这种遭逢不偶的悲愤，亦满含辛酸。

但是，当作者以超脱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怀才不遇的经历时，我们感到，蒲松龄的充分艺术化的“狂生”气质使他不再“哭丧着一副可怜相”,而能潇洒豪宕地面地对考官和考场，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

《贾奉雉》对帘内考官的讽刺有机锋侧出之妙。”贾奉雉，平凉人，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原因何在呢?郎秀才告诉他，是由于他的文章太好，而“帘内诸官”却根本辨不出；真想“猎取功名”,就得“俯而就之"。在郎秀才反复督促下，“贾戏于落卷中，集其蓊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郎一见，便喜曰：“得之矣。”贾用此等“文”应试，“竟中经魁。”这里有调侃，有鄙薄，笔锋犀利却能不失蕴藉。贾奉雉所具备的正是一种凌越世俗的豪迈的“狂生”气质。

《冷生》中“佯狂诗酒”的冷生，其“狂”的色彩或许更为鲜明。蒲松龄说他有“狂易病":“每得题为文，则闭门枯坐，少时，哗然大笑。窥之，则手不停草，而一艺成矣。脱稿又文思精妙。”这样一位沉浸于创作快感中的“狂生”,他眼里怎么放得进琐细的考试规则呢?于是下面几幕就是必然的了：

每逢场作笑，响彻堂壁，由此“笑生”之名大噪。幸学使退休，不闻。后值某学使规矩严肃，终日危坐堂上，忽闻笑声，怒执之，将以加责。执事官白其颠。学使怒稍息，释之而黜其名。从此佯狂诗酒。著有《颠草》四卷，超拔可诵。

蒲松龄与冷生有相互对应之处：实际生活中的蒲松龄虽然未曾逢场大笑，但他曾“越幅被黜”不也明明是因文思澎湃而疏忽了考试的格式?此后一意从事著述，抒其孤愤，不正是“佯狂诗酒”?但冷生的不计得失的浩然之气则是蒲松龄所远不及因而非常向往的。冷生是作家艺术个性的投射。

四、“湖海气豪常忤世”

钱钟书《管锥编》将“狂”分为两类：一为避世之狂，“迹似任真，心实饰伪，甘遭诽笑，求免疑猜”;一为忤世之狂，“称心而言，率性而行”。对避世之狂，一般人都抱有同情，而对忤世之狂，则不免认为涵养不够，有失忠厚。但蒲松龄却毫无保留地肯定忤世之狂。《聊斋诗集》卷一《漫兴》:“湖海气豪常忤世。”《聊斋诗集》续录《雪夜》:“共知畴者为人浅，自笑颠狂与世违。”最能显示这一点的是《聊斋文集》卷四《灌仲孺论》。使酒骂座的灌夫一向被视为粗莽无术之辈，蒲松龄却热情洋溢地赞许他：“真圣贤也!真佛菩萨也!”“粗莽骂座，识者短其无术。不知此正仲孺之所以为真圣贤、佛菩萨，而世不之识也。夫田蚡以贵戚而为丞相，权争日月，……夫谁有敢侮之焉者?而独仲孺者，有诸内必形诸外，……”正是怀着这样一腔慷慨激昂的忤世豪气，蒲松龄继承唐人传奇写侠的传统，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批以武犯禁、刚烈顽强的性格，如商三官(《商三官》)、田七郎(《田七郎》)、窦氏(《窦氏》)、向果(《向果》)等，给读者印象极深。

值得注意的是，当蒲松龄以李白那种“谑浪赤墀青琐贤”的“狂生”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邪恶时，《聊斋志异》注重表现的则是笑傲权贵的豪迈气概，而不再是悲剧色彩极强的血与火的抗争。这类代表作品有《聂政》、《潞令》、《狂生》、《颠道人》、《一员官》、《鸮鸟》等。就作品的描写而言，邪恶势力一般很少受到实际的惩罚，即使略示儆戒，也似乎并不严厉，从未达到《窦氏》、《向果》的程度；但那种信笔挥洒的自由抒写，那种应付裕如的倜傥风度，却分明让读者感到一种精神上的高扬和奋发，感到一阵宁静的喜悦和对邪恶势力的富于幽默意味的蔑视。

请看《鸮鸟》。作品写“长山杨令，性奇贪”,借口国家打仗，搜掠牲口，“地方头畜一空”。邻近的三位县令，在酒席上以令语劝他不要太贪酷，杨也以令语敷衍三人，正相持不下之际：

忽一少年傲然而入，袍服华整，举手作礼。共挽坐，酌以大斗。少年笑曰：“酒且勿饮。闻诸公雅令，愿献刍菟。”众请之。少年曰：“天上有玉帝，地下有黄帝，有一古人洪武朱皇帝。手执三尺剑，道是“贪官剥皮。’”众大笑。杨恚骂曰：“何处狂生敢尔!”命隶执之。少年跃登几上，化为鸮，冲帘飞出，集庭树间，回顾室中，作笑声。主人击之，且飞且笑而去。

如果说，在《商三官》等作品中，蒲松龄带有明显的紧张感(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蒲松龄惩恶扬善的愿望正执着于对邪恶的实际的惩罚上，而达到实际惩罚的历程却是极其艰难的——邪恶力量太强大了，为了合情合理地惩罚强大的邪恶势力，蒲松龄不能不感到紧张),他集中注意力，交代矛盾的起因、进展、结局，煞费苦心地经营箭拔弩张的冲突，力求从故事中提炼出一个道德训诫或真、善、美的风范。在《鸮鸟》中，蒲松龄则是轻松自在的。他不再执着于实际的惩罚，而只是驾着一片情感的流云，在精神上、气度上居高临下地俯视邪恶，中国知识分子从深厚的文化素养中得来的书卷气在这种境界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潇洒自然，意趣横生，从中不仅可体味出作家的悠然神情和坦荡从容的处世态度，还可明显感到邪恶势力的委琐、卑鄙、不值一击，正义的力量得到了轻松的然而却是神圣的显示。你看：蒲松龄对于“长山杨令”,讽刺他，嘲弄他，仅仅限于略示警告，引起在场的人“大笑”。小说中一连用了数个“笑”字：“少年笑曰”、“众大笑”、“作笑声”、“且飞且笑而去”。好一个“笑”!这不是寻常之笑，它是“狂生”面对权势者的“笑”,是伴随着“傲然”神情的“笑”,是饱含蔑视的“笑”。气度旺盛，优游闲暇，读来难道不觉惬意吗?《颠道人》所着力表现的也是这种对权贵的“意近玩弄”的戏谑举动和“笑而却走”的满不在乎的神态。

“湖海气豪常忤世”,蒲松龄含笑面对权贵的精神上的优越感，其狂傲色彩构成了作家忤世的一个重要因素。《商三官》叙三官之父“以醉谑忤邑豪”,以致被邑豪害死，大约不是信笔写下的。这样看来，过去我们对《鸮鸟》、《颠道人》一类作品给予的注意是太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