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平】

我生于抗日战争后期，亲历重庆解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深感历史潮流的非平衡发展趋势。探讨中国的复兴之路，是我求学和探索过程中始终关注的问题。

我受华罗庚感召，于1962年进入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学习，深受前辈物理学家严济慈、钱临照的影响，不仅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基本问题有浓厚兴趣，也反复思考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历史原因。

1973年，我在成昆铁路当工人期间，业余时间读到普里戈金刚发表的论文“演化热力学”，该文章成为跨越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桥梁。出国留学后，我在1981年加入普里戈金领导的布鲁塞尔奥斯汀学派，目标就是架起经济学和物理学之间的桥梁。我们的工具是非线性动力学和非平衡态统计物理学，研究的起点是主流经济学的“老大难”问题——分工机制和经济周期。

我曾经问过我的博士生导师——比利时籍俄裔物理学家普里戈金，为什么他对跨学科研究保持终身的兴趣。他告诉我，他十月革命期间生于俄国，后随家庭流亡西欧。饱经革命和战乱的经历让他深感世界历史是非均衡、不确定和不可逆的。

他的科学兴趣在物理学，爱好在历史和人类学。让他迷惑的是，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都是时间对称的（物理学对可逆过程的抽象表述），这和他观察到的历史相矛盾。时间箭头的起源成为他终身思考的科学问题。普里戈金因为对物理和历史不能取舍，就用物理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开创了非平衡态物理学。

我自己的经历和普里戈金产生了共鸣，我成为普里戈金二十余年的学生与同事，有幸参与复杂系统科学的奠基，开拓经济复杂性的新领域。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们有能力解决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留下的难题。我们认为数理经济学走过的弯路，不是用了太多，而是用了太少的数学工具。方法论的原因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不理解物理系统的基本分类，他们企图用封闭系统的静态数学工具来分析开放系统的动态演化，得到许多似是而非的结果。

经济是高度不平衡的耗散系统，有显著的生命节律和代谢周期。计量经济学用噪声驱动和布朗运动来刻画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就不可能理解持续的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目前对读者来说陌生的经济复杂性，将成为后危机时代经济学的常识。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多是应用数学家和统计学家，他们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不关心数理模型的现实性和理论基础。我是从事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研究的物理学家，深感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重要。科学范式变革的起点是观察“反常”的经验现象和提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我对经济问题的兴趣来自1967年春季对太原重机厂做的一次田野调查，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三章的主题：“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

当时我注意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苏联引进的现代企业长期亏损，生产能力达不到设计水平的原因，是国内市场狭小。因为中国经济在西方封锁的条件下，无法利用国际市场来实现重工业的规模经济。令我惊奇的是，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不强调规模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具有“创造性毁灭”的核心地位。

1967年我被分配到四川成都铁路局，在成昆铁路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工人。我的自号“眉山剑客”，说明我经济学研究的灵感，不是源于教科书，而是来自铁路工人的经验观察，以及学派交锋中产生的问题意识。铁路网络的连续安全运作，既要求集中的计划性，也需要横向的大协作，不可能只靠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跨时空的分工。经济学的理性人理论和经济的复杂现实比，还处在工业革命前的小农经济加手工作坊时代。

我在劳动之余，除了保持对理论物理的兴趣，还系统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的科学技术史、科技政策史和经济发展史。李约瑟问题（即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为何起源于西欧而非中国）引起了我的注意。

启蒙运动家通常把近代中国的落后归于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儒家文化。1973年我读到《今日物理》杂志上普里戈金的论文“演化热力学”，立刻产生新的思路。

普里戈金注意到热力学和生物学的演化趋势是矛盾的。热力学预言孤立系统的熵只会增加，系统趋向均衡的结果是无差异的“热寂”。达尔文观察到生物演化的趋势是多样和复杂的，这种非均衡的现象只存在于开放的热力学系统。开放系统中生命结构维持的前提是维持耗散的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这和新古典经济学均衡论的世界观完全不同。

开放竞争的不同模式成为我的历史比较研究的新方向：从研究战争类型开始，进入分工模式类型的研究。我发现资源环境制约了技术经济的选择，后者又对文化和制度的演化产生定向的影响。出国后，我才知道我在国内的独立思考和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思路更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