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产能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典型现象

国内媒体经济学几乎普遍把产能过剩的原因归之于供求关系失衡，而大规模供求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把市场化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手段。事实恰恰相反，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

任何一个有经济史知识的人，都会记得历史上令人震惊的一幕：美国大萧条期间，一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家庭陷于饥饿，另一方面农场主把“生产过剩”的牛奶倒在路上，宁可亏损，也不降价销售。

如此的“非理性行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追逐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

假如大萧条时期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可以非常简单地由政府出资收购卖不出去的过剩产品，直接分配给需要的民众就完了。哪有什么民生急需的过剩产品存在？这也是中国历代皇朝总会在灾荒之年打击粮食的囤积居奇，而非保护投机产权的原因。

著名匈牙利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研究《短缺经济》时就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供给不足，原因是资源限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供给过剩，原因是市场限制。

科尔奈认为造成短缺经济的微观机制是预算“软约束”，使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可以依靠政府补贴长期存在。他认为，市场化可以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提高效率。但是东欧转型和金融危机否定了科尔奈的诊断。

西方同样存在企业的软约束。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给了亏损的三大汽车公司和金融寡头巨额援助，确实挽救了汽车公司，但是对金融机构的巨额注资并没有改善金融产业和实体经济。

东欧转型期间，按照科尔奈的处方对国有企业施加预算的“硬约束”，结果导致技术、设备、人才都比中国先进得多的东欧国有企业大批倒闭，或被西方跨国公司廉价收购，经济大幅度下降。

反而是技术、设备、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双轨制的转型过程中，得以维持社会稳定，同时更新技术，提高了和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经济持续高增长。

这正是因为转型时期，中国的政府和银行给受困的企业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中国和西方、东欧软约束的主要差别是：西方和东欧的软约束主要用于不可持续的消费补贴，而中国主要用于有再生能力的技术投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价格机制是否在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配机制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地区、产业、和等级的差别有平均主义的倾向，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差距比资本主义国家小得多，包括实行高所得税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优势，就是在战争、灾害、或资源困乏的时期，用平等配给的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经济，主要表现在新技术产品的供不应求，例如早先的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和后来的电视机、小汽车、和住房。这在供给短缺，只能靠发展生产解决。

但是请记住，如何新产品的出现，都有供不应求问题。分配问题就成为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要么抽签（彻底的平等主义），要么按等级（例如年资，职位，功勋，身份等等），要么按价格（本质是财富赋予的权力）分配。

中国困难时期，一度对短缺的消费品开放高价商店，只要有钱，如何稀缺商品都能买到。

东欧转型，价格放开，立刻产生高通胀，使民众的财富缩水。排队的短缺现象没有了，但是企业大面积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用价格跳水来消除过剩产能是立杆见影，但是社会后果严重，谈不上什么“资源优化配置”。

这里，市场机制的主要优点是调节机制比等级制灵活，问题出在灵活带来是社会不稳定性。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强调，而新古典经济学回避的问题。

假如供求机制能同时解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问题，就不需要市场和非市场（所谓政府，实际包括国有和非盈利部门的分配机制）共存的混合经济。

过剩产能产生的根源在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无法解释过剩产能的长期存在。因为完全竞争理论断言，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供求均衡到优化水平。但是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隐含两个假设，一是否认企业需要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初始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历史欠债，二是消费者没有路径依赖，对价格涨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这两条都是完全不现实的。

比如大剧院经常空座率很高，按照边际定价理论，开演前应该把卖不出去的票降价出售，甚至免费赠送。但是私营的老板很少愿意降价出清过剩座位。

原因一，如果收入不能偿付初始投资，就会破产倒闭，初始投资就打了水漂。

原因二，即使短期现金流可以支撑，但是给有经验的消费者创造了套利的机会，许多本来可以正常付款的买家，故意推迟到开场前等待打折票，大家仿效，正常定价的票卖不出去，就打乱了企业的正常经营。

所以现实的企业竞争，不只是技术竞争、质量竞争，而且是资本竞争。资本多，信用高（贷款软约束大）的企业，对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强，就比其他的存活率高。问题是过剩产能持续的周期能否度过宏观经济的寒冬，就不是企业可以独立决定的问题。

金融是雪中送炭，还是火中取栗，就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让资本的利益集团说了算，还是政府按多数人的利益做统筹安排？这不仅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更是中国市场的本质是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方向问题。

研究营销学的西方专家告诉笔者，现实中几乎找不到实行边际成本定价的案例，因为实行的企业不可能生存。现实的定价策略大体可分为成本加成定价和策略定价，前者为了维持足够生存的利润，后者为了实现市场份额的目标。

在有竞争者的条件下，存在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取决于，可调度的资金是否足以熬过市场的困难时期。

西方微观经济学只有工资的价格粘性理论试图解释失业率的存在，把工会作为价格刚性机制的替罪羊。但是企业理论无法理解为何企业主不能调节销售价格从而充分利用设备产能，如果不能预测未来的价格走势， 维持亏损经营还想实现沿时间过程的利润最大化，纯属纸上谈兵。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和金融的企业兼并理论，从实证上观察到产能过剩的具体原因，比如固定投资巨大、投资周期长的钢铁，和汽车产业的产能过剩要超过固定投资小、投资周期短的轻工业。创新经济学注意到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又和技术更新的替代速度有关。

最著名的理论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他认为技术更新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信念完全相反。

我们注意到市场供求均衡的解只对规模递减，和规模不变的企业成立。规模递增企业无法确定供求曲线的走向。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垄断企业有垄断利润的决定权，使实际产能处在潜在产能之下，以保证垄断利润。

问题是，这些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

我们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发现过剩产能形成的真正原因在规模经济。新兴产业的竞争者必须做大做强，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出局。但是，最后只有少数几家企业能有足够的市场份额，以保障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支持研发和营销的费用。技术落后的产业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没成本”，和新兴技术不能完全排斥落后技术，都是形成过剩产能的原因。

亚当-斯密早就意识到“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规模主要取决于资源限制。中国前三十年的艰苦生活主要是西方经济封锁造成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富裕，主要源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控制了世界的主要资源。

中国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可以用中国生产的廉价产品交换中国稀缺的资源。但是，中国不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所以，中国产业目前所受的市场规模限制，有多重原因。

化解中国的“过剩产能” 必须区别对待

依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我们对目前国内处理过剩产能的政策，由如下建议：

目前“僵尸企业”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决定企业前途的不是债务，而是人才和技术。

我们必须搞清所谓的僵尸企业，究竟是技术上已经落后必须淘汰，还是市场波动引起的资金链的断裂？亏损企业的产品究竟是有实际需求的民生产品，还是无用或有害的商品必须销毁？企业的管理团队，究竟是久经考验的队伍，还是扶不起的阿斗？

必须区分化解过剩产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干部政策和民生政策的不同后果。不能认钱不认人，成功的投资家看好的都是能成大事的人，而非能赚快钱的项目。中国不但要改进财务的信用制度，还要建立企业家人才的信用制度，帮助投资者建立经济信息库。

加大淘汰技术落后产能，改造污染产能的力度

目前估计的一亿吨过剩的钢铁产能，以及其他的建材产能，究竟多少是技术落后，治理污染得不偿失的企业，才需要采取关闭淘汰的措施。应当有有关产业的技术专家和行业协会参与调查，不能简单地用财务标准或资本管理的方法操作，以减少结构调整的损失。

对技术先进、人才集聚的亏损企业，要联合金融或其他产业投资重组。

中国存在大量重复竞争的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财税体制鼓励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的财政收入，才会竞相发展钢铁、汽车、房地产等短期暴利、长期过剩的产业。

治理过剩产能尤其要打破地区保护，发展跨区域的整合，才能增强规模效应和国际竞争能力。尤其中国有上百家钢铁企业，上百家汽车企业，每家都形不成规模和跨国公司竞争。

要利用这次化解过剩产能的机遇，学习高铁、核电的整合经验，组建多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建材、汽车集团，不仅民营资本可以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国有资本也可投资有技术、有人才、但是缺资金的民企，在国际竞争中做大做强。

如何改革财政税收体制以鼓励跨区域的整合，也是世界难题，有待中国的体制创新。这次中央推出京津翼的协作和长江流域的协作，是很好的思路。希望推广到产业链的整合，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全国一盘棋的优势。

用收入分配的政策有效利用民生急需的过剩产能

即使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传统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产能过剩的危机。财政政策除了扶持供给侧的企业，更应当直接补贴急需的弱势群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重演美国倒掉过剩牛奶的悲剧。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人均钢铁的使用量和家庭汽车保有量，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国只有相对收入水平的产能过剩，不存在绝对的产能过剩。

尤其目前钢铁、建材、汽车的产能过剩，与经济下行的速度与市场景气的收缩过快有关，也和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和公共服务的分布不合理有关。

目前中国政府推行的精准扶贫项目，已经确定贫困地区的短板在道路、住房、教育、水电等基层建设上的差距。与其用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发钱，不如学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办法，直接采用收入分配的办法，由中央政府拨专项资金，地方政府向过剩产能的企业采购钢材、建材，直接拨给贫困地区施工建设。

也可以学家电下乡的方法，把生产过剩的汽车产能转产农用汽车，补贴给贫困地区的农民发展运输和生产。

对于长期空置的“鬼城”，可以学美国1980年代末解决储蓄贷款银行危机的办法，不是搞什么房地产保值，而是把破产接收卖不出去的房产，零首付或超低价转移给贫困县以下的居民和无房不敢结婚生育的中青年，同时解决过剩产能、创造就业、和社会维稳的难题。

具体操作方法，我们会在讨论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的文章另行讨论。

总而言之，过剩产能是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民生主导的市场经济，能否比西方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更好地化解过剩产能，进一步占领核心制造业的制高点，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理想，需要突破西方教科书经济学的迷信，借鉴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探索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协作新路。

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深入调查中国国情，高度警惕国际市场的危机风险，才能化解过剩产能之危，抓住中国建设市场规范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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