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邓小平曾如此评价过中葡两国的关系。

然而，一向被认为“没有吵架的问题”的中葡两国，却在澳门回归时间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外交试探与拉锯。在多方运作和多轮谈判博弈后，才敲定1999年12月20日为澳门回归的最终日期。这个抽象的时间背后有何深层意蕴？中葡两国为何在澳门回归时间上争执不下？

今年是澳门回归25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看看澳门回归背后，中国和葡萄牙是如何就回归时间问题进行博弈和谈判的。

【文/ 陈杰】

20世纪80年代，为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中国政府先后启动与英国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与葡萄牙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经过多轮谈判，中国政府先后与英方、葡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由于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规定，英国向清政府租借“新界”到1997年6月30日届满，所以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定于1997年7月1日并不难理解。

但是，中葡之间有关澳门问题的“协议”——无论是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还是1979年中葡建交时达成的有关澳门问题的“谅解备忘录”，都未对葡萄牙管治澳门的时限作出明确规定，那么澳门回归的时间为什么定于1999年12月20日呢？事实上，这个时间是中葡两国政府经过旷日持久的外交博弈确定的。

对中葡就澳门回归时间问题展开的外交博弈，学界的相关研究比较少。王俊彦撰文介绍了中葡双方关于澳门前途问题谈判的历史过程，其中对澳门回归时间问题有所涉及。[1]罗燕明撰文梳理了澳门问题从16世纪产生到20世纪彻底解决的历史脉络，其中简要介绍了中葡双方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就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交锋。[2]

另外，一些澳门史研究专著在叙述1986-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这段历史时，也简略论及澳门回归时间问题。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对中葡双方就澳门回归时间问题展开外交博弈的主要人物和事件进行了基本呈现，但缺乏对该问题来龙去脉的专门梳理和阐释，在史料、内容等方面也有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的空间。

为此，本文拟对中葡双方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外交博弈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作出尽可能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妥善处理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历史经验，以期为当前应对涉台、涉港、涉疆、涉藏、涉海等问题提供一些现实启迪。

一、放弃“港澳同时”：中葡两国关于澳门回归时间问题的隔空试探

中葡双方在澳门回归时间问题上的较量由来已久。早在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外交谈判启动后，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谈判也开始被中葡双方提上议事日程。在此阶段，中葡双方并未就关键且敏感的澳门回归时间问题展开直接接触和正式磋商，主要是通过向港澳报刊“披露”消息或“隔空”喊话的非正式方式，间接试探彼此态度和底线，并在此基础上谋划和准备各自的谈判方案和策略。

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并就澳门地位问题达成“谅解”后，中国政府打算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继续对澳门执行“维持现状不变”的特殊政策。

1979年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葡萄牙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图为葡萄牙首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安东尼奥·雷萨诺·加西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国书国家人文历史

在1979年3月麦理浩“投石问路”的“北京之行”致香港问题被提上中英外交谈判的议事日程后，澳门问题虽也时常在中英之间连同香港问题一起被提及[3]，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为避免“双线作战”，中国政府强调继续维持中葡建交谈判商定的澳门地位，不急于解决澳门问题[4]，暂未专门对澳门前途问题作出改变现状的公开表态。

与此相应，葡萄牙也不再像“四．二五”革命前后那样将澳门视为包袱，而是将其重新定位为新时期发展和巩固中葡关系的门户[5]，所以澳葡当局在中葡建交后不久便制定出涵盖澳门行政、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计划[6]，大力改善对澳门的管治。

1982年12月24日，中英双方正就香港主权和治权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在此背景下，里斯本的《国民日报》在采访澳门总督高斯达时问到澳门前途问题。高斯达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和根据表明中国要寻求有别于现状的解决办法。”[7]

此后，随著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外交谈判的深入推进，高斯达在不同场合又多次表示：“澳门在未来依然会保持现状。”[8]1984年5月5日，正在中国访问的葡萄牙副总理麦斌图对记者表示：“对澳门来说，并不存在一九九七的问题。”[9]

这说明，一方面，在澳门问题正式提上中葡两国政府外交谈判的议事日程之前，“维持澳门现状不变”符合双方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对中方而言，随著香港前途逐渐明朗，澳门问题不可能永远被搁置下去。

然而，从葡萄牙和澳葡当局的各种表态中可以看出，葡方反复强调“维持澳门现状不变”的阶段性共识，对澳门前途问题基本秉持比较保守的回避态度，这当然有顾及中葡友好合作关系的因素，也折射出其不再急于交还澳门而恋栈殖民统治的微妙心态。

特别是麦斌图的表态显然是在暗示中方：葡萄牙管治澳门没有时间限制，中国不应过早、过急改变澳门现状，而应排除外部因素干扰，允许葡萄牙在香港回归后继续管治澳门。这无疑为此后中葡在澳门回归时间问题上的分歧和较量埋下了伏笔。

1984年7月前后，中英“联合声明”即将达成，两国之间的外交谈判进入尾声，香港前途也将尘埃落定。在此背景下，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前途问题的公开表态也日渐频繁而具体。无论是两国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早已十分清楚香港问题的解决进程和方式势必对澳门问题产生预示性的直接影响，而葡方对将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视同一类的各种观点一向怀有强烈抵触心理。

在中方正式就澳门前途问题作出公开表态之前，葡方已开始就其归还澳门的时间这一核心问题做出各种“澄清”。1984年6月19日，正在日本访问的葡萄牙总理苏亚雷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澳门的情况与香港完全不同，澳门与香港没有可比性，葡萄牙对澳门的管治将延续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以后。”[10]

1984年7月，澳葡当局首席建筑师阿米尔卡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澳门“规划未来工程建设所界定的时间范围不在于1997年，也不在于本世纪末，而在于超越本世纪。[11]1984年7月13日，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在总统府接见高斯达，其间谈到了澳门前途问题。

回到澳门后，高斯达对记者表示：“只有香港问题确定后，中国才或会考虑澳门的问题，这点表示可能在本世纪内双方不会展开谈判。”[12]由此可见，在香港问题即将解决、澳门问题避无可避的形势下，葡方已不再寄希望于中方无限期延缓改变澳门现状、解决澳门问题的步伐，而开始单方面明确表态对澳门的管治至少将跨越1997年的立场。

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问题圆满解决。10月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由200名港澳知名人士组成的国庆观礼团。其间，澳葡当局立法会议员、出口商会会长吴荣恪向邓小平问到澳门前途问题，邓小平思索片刻后回答：“澳门问题将会和香港一样，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方式解决，至于解决澳门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其他，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对香港有利，我还在考虑，现在想听下大家的意见。”[13]

这是中方首次就解决澳门问题的方式和时间公开表态。很显然，这是邓小平基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一贯秉持的“港澳一体”思想迅速作出的判断和回应。在邓小平看来，在同一时间、以同一方式解决港澳问题无疑是最有利和最稳妥的；但是，兹事体大，各方意见可能不一，最终是同时收回、早些收回、晚些收回，还无法完全敲定。

1985年5月20至26日，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应邀回访北京。其间，中国方面主动表示，希望尽快举行谈判解决澳门问题，以使“澳门的移交可以与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同时进行”。[14]对中方计画将解决澳门问题提上双方外交谈判议事日程，葡方已有心理准备，于是“同意于近期内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会谈”[15]；

但对中方领导人首次明确的澳门回归时间，葡方表示“政权移交进程所应具有的尊严，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葡萄牙彼此都不丢面子”。[14]葡方意有所指，却又没有明确表态赞同或反对。

为此，1985年7月19日，到访北京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访问团在问及葡萄牙政府何时将澳门的管治权交还中国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秘书长鲁平进一步透露：“收回澳门的日期，将与香港相同。”[16]这是继邓小平等中方领导人表达收回澳门时间的倾向性意见后，具体负责处理港澳事务的中国官方部门首次对外公开表露1997年港澳同时回归的想法。

然而，这一试探性的公开表态令一向意在1997年以后乃至21世纪交还澳门的葡方大为不满。1985年8月中上旬，高斯达在接受《远东经济评论》杂志采访时声称：“……我们可能一两年内离开。为什么我们要在中共限定的期间，继续留在这里？还有很多问题要讨论，包括移交的时间。”[17]葡方这种具有威胁性的激烈反应，在1979年中葡建交后以友好合作为基调的双边关系中几乎是没有先例的，企图通过这种单方面撤退的不合作方式阻碍“一国两制”在澳门落地、动摇香港同胞信心、消减“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在统一台湾过程中的示范效应，进而迫使中方为顾全国家统一大局而让步。

客观而言，澳门确实被公认在“一国两制”和中国和平统一大局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但是葡方不至于不计后果地无限度夸大和利用这种“作用”，中方在澳门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决心也绝不会轻易被这一“作用”所钳制。《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公布这段谈话后，高斯达次日便立即对这些“冒失”的过激言论予以“否认”：“《远东经济评论》杂志的报导并不正确，我没有提及过葡萄牙在两年内撤离澳门的想法，在接受杂志访问时，只提及澳门及解决澳门前途的有效方法”“有许多问题需要商讨解决，包括在适当时间把澳门交还中国”。[18]

其实，葡方反对1997年港澳同时回归的立场没有变化，只是换了一种更具弹性和建设性的委婉说法而已。当然，中方此前透露的1997年港澳同时回归的想法，本意也只是尝试为解决澳门前途问题提供一种参考性方案，并非单方立场和政策宣示，因此中方也乐于接受葡方这种对话与合作的态度。

1985年8月17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李后在会见澳门专业人士旅行团时表示：“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与香港差不多，离不开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其他问题将在明年举行的中葡会谈时解决。”[19]

1985年9月初，李后在会见澳门各界妇女访问团时再次重申：“澳门问题与香港问题也有不同，因此一切问题还有待明年中葡两国谈判时商量解决，到时还要听听澳门同胞的意见。”[20]中方这种“原则问题中方决定、具体问题商量解决”的表态，可视为对葡方态度软化的积极回应，也意味著打消了1997年港澳同时回归的想法。

经过这一阶段的隔空试探，中方认识到葡方的底线是不能接受1997年港澳同时回归，希望尽可能迟地交还澳门；葡方也认识到中方希望1997年港澳同时回归，但还未亮明底线。因此，中方及时调整谈判策略，不再坚持1997年港澳同时回归的试探性方案，而葡方误以为其成功“迫使”中方让步，便进一步设想和谋求在2000年后交还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