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67 新中国闪光的红色焦点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重庆谈判召开，虽然和谈取得了结果，但蒋介石一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面调动军队进攻解放区。

1947年2月，几次劝谏蒋介石不得要领，同时对蒋介石独裁政策越来越不满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以回乡扫墓为名，乘轮离沪转赴香港。到达香港后，李济深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呼吁“停止内战，废除党内独裁”，并提出解决时局的七项主张，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第三次开除李济深党籍。

李济深在香港促成建立了民联、民促南方联合执行部，并亲任执行部主席，实现了国民党内两个民主派组织的初步联合。1947年5月起，他多次邀请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李章达、陈其瑗、朱学范、陈此生、邓初民等民主人士在他香港寓所聚会，商讨建立新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问题。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酝酿，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宣告成立，明确提出要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成立联合政府。大会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16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1948年1月，民革中央部分同志在香港合影。前排左起：朱蕴山、柳亚子、蔡廷锴、李济深、张文、何香凝、彭泽民、王葆真；中排左第二人起：郑坤廉、梅龚彬、刘遐翚、张克明、冯伯恒、李子诵、陈其瑗，右一为周颖

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布“五一口号”。李济深积极响应中共号召，5月2日就联合沈钧儒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热烈讨论了“五一口号”，一致表示拥护。

由于李济深地位特殊，很多势力都想借助他维持自己的利益。1948年6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亲自到香港与李济深面谈，希望与之合作，在广东另组政府，替代蒋介石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被李济深拒绝。1948年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派遣曾任南京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代替蒋政府，由李济深出面与共产党谈判，实行“划江而治”。李济深表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会造成“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布，万万不能”。

在此期间，港英殖民政府在明，将李济深作为“反对派政治领袖”加以监视和保护，港督派出亲信，时不时到李宅探听动静。同时国、共两党在暗，都派人到了香港，在李济深左近等候机会。据李济深女儿回忆，当时因为李济深身份特殊，每天忙于奔走呼号，家庭没有收入，所住的罗便臣道三层宅邸租出去两层，后来才知道一楼住的是国民党特务，三楼住的是共产党特工。后来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为新中国的政治协商、外交等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说香港是新中国政协的策源地也不为过。

1949年，局势明朗，包括李济深在内的一批在港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到了10月，解放军解放广州，香港门户洞开。10月17日，斗志昂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5兵团挥师南下，打到了深圳河北岸，兵锋直指香港。面对仅一河之隔的熊虎之师，英国政府发出死保香港的信号，大大加强香港防御力量，将在香港的驻军由5000人急增到3万人，调运装甲部队和空中支援力量，以及一支航空母舰编队到港，并紧急修筑防御工事。

就在时任港督葛量洪忙于练兵备战的时候，一封来自北方的信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在这封信里，中国政府提出了“三项条件”：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信中还强调，只要做到这三条，香港就可以维持现状。

其实在1946年12月，解放战争爆发不久后，毛泽东在会见西方记者时就谈过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新中国外交方针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毛泽东用形象化的语言所阐释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向毛泽东等人提出了“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建议。周恩来在内部谈到香港的问题时，也曾说：与其让英国拉着美国一道来共同防卫香港，就不如把香港留到英国人手里，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

现实的英国人没有等太久就给出了回报。1950年1月6日，当时的英国艾德礼政府不顾美国反对，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合法政府，愿意在平等互利及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前往中国代表团驻地拜访周恩来

没过多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出口，实行全面的许可证制度。英国在1951年也亦步亦趋，宣布对华实行全面禁运，禁止出入口的物品有13类190种之多。不仅囊括了所有战略物资，而且上至汽车、电子产品、橡胶、机械设备、化学品、一般钢铁产品，下至“容量四加仑以上的汽油桶”、“纺织品及衣料”，统统纳入禁运范围。

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禁运的严厉，当时香港出口到美国的腊鸭，是由中国大陆的鸭蛋在香港孵出鸭子后制成的，它到底属不属禁运范围？英美煞有介事，函电交驰，最后达成协议：“孵蛋的时候，要有一位警察在场，他要为刚孵出来的小鸭在脚上烙上印。鸭子长成后再另加记号，这样才可以把鸭子宰掉．晒干运往美国。”

按港英当局的规定，凡违禁出口，一律属触犯“未得工商署准许证私运禁品出口罪”，一经定罪，货物与交通工具，均要没收，罚款10万元，并可判三年徒刑。但当时港英政府实际上对走私留了口子，船只在香港水域航行并不犯法，出了公海也不追截。显然是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现实主义考虑，这样的严刑峻法催生了霍英东等一批与船有关的爱国商人，使中国的战略压力大大减轻。但也是由于战争、政治、破旧立新等种种原因，香港和内地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因为各种原因，通过毗邻深圳边境的周边区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偷渡到香港的事件。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发的4次大规模逃港潮，逃港人数50多万人。

逃港者中有一种是从解放前就开始，由于国民党溃败，不愿意或者不能去台湾的达官显贵。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的资本家，有南京、广州的达官贵人，有躲避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的地主豪绅，更多的是躲避战火的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像唐炳源、王云程、荣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内地逃到香港，以至于当时的半山不允许华人居住，从内地到港的上海人纷纷住进九龙塘豪宅区，上海话一时之间成了香港最时髦的方言。

另一种逃港者是因为特殊时期的饥饿从内地逃亡香港。当时，宝安县一个农民一天平均收入大约0.7元，而香港农民一天平均收入为70元港币。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意思是花8分钱邮票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1952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位于罗湖桥的香港和内地边境开始收紧。随后的数年中，很多文人逃到了香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随着很多知识青年感到迷茫和绝望，许多有地位有能力的人踏上了逃亡的道路。曾有人统计过，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

1979年5月6日，由于有人造谣香港将在英国伊莉萨白女王诞辰当天实行大赦，滞港3天即可入籍，深圳边防开放关口，爆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逃港潮。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想治本的办法。1980年8月26日，深圳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彼时港英殖民当局为强化统治，不允许中文、中国历史科目进入学校，港人不知道1949年之后神州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只知道南逃而来的亲戚朋友口中种种可怕的故事，这也影响了一代香港人。

1962年的香港幼稚园

另一方面，败退海上的国民党当局一边筹划利用香港反攻大陆（如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行动），一边给困守西南各地的残军画饼，香港成了容纳散兵游勇的重要缓冲。葛肇煌的14K、向前的新义安等几大黑社会团体都是脱胎于国民党军队。加上战后港英派出的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任总督前后二十多年，仍然是官商勾结，压制左派，收买高等华人，镇压基层社团的殖民地套路，人口暴涨带来的经济、住房矛盾无人解决，底层市民生活难以为继，以及世界范围内左的风向给英帝国统治带来的威胁，种种力量最终把香港推向了历史的分水岭。

在抗战期间，中共在香港建立了完善的统战、情报网络，战后还建设了一批左派学校、出版社、电影公司等文教机构。《大公报》和《文汇报》转移到香港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下，按照统一战线思路，创办《新晚报》、《香港商报》和《晶报》等立场中间的报纸，增加大量副刊，刊登香港人喜爱的马经、狗经、武侠和色情内容。梁羽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先是在《新晚报》上刊登出来，此后《大公报》、《文汇报》也刊登了武侠小说，开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在“文革”之前，受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或影响的报纸发行量，占香港报纸发行量近三分之二。

1966年11月，澳葡政府镇压市民集会，引发澳门左派罢市，在内地与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下，澳葡政府全盘认输，澳门变成“半个解放区”，香港左派纷纷到澳门取经。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通过廖承志向香港新华社发布了指示：

“香港不能照搬内地，内外有别，香港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宣传上千万不要使香港同胞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将席卷香港。至于我们党政企业组织内部，不搞大字报，不搞群众运动，不搞揭发批判。务必避免我们在香港的党组织和各企业机构自己内部大斗，发生大乱子，毁掉香港长期工作的深厚基础和战略部署。”（转引自张家伟：《香港六七暴动内情》，20页）

1967年，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央外事办被造反派夺权，廖承志完全失去权力，香港本地左派主导了本地的工作思路，“解放香港”被提上日程。

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控制的外交部于1966年5月15日在京召见英国驻华使馆代办，对港英政府的镇压香港左派表示强烈抗议并发表声明。在内地的支持下，香港左派成立了“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手持毛主席语录，佩戴毛主席像章，采用贴大字报、批判会和斗争会的形式，正式向港英政府发起政治斗争。

1967年5月，六七暴动（五月风暴）爆发，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来的暗杀、路边炸弹和枪战。香港警察在港英当局指令下，驱散、镇压和拘捕左派。最少造成包括十名警员在内的51人死亡，包括212名警员在内的802人受伤，1936人被检控，事件涉及1167个炸弹。

1967年港英政府镇压示威群众

1967年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和首都红卫兵一万余人，以“港英疯狂迫害香港爱国新闻事业”为由，聚集在北京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掉办公楼，造成英国代办离任回国。

五月风暴触动了港英政府的核心利益，港英当局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进行大规模的拘捕、羁押，动用了催泪弹、警棍、宵禁等镇压手段，矛盾进一步激化。香港左派发动罢工、罢市、罢课，港英政府在确知北京没有收回香港的意图后，肆无忌惮地全面镇压，查封左派报纸、关闭左派学校，大规模地逮捕左派人士。

而此时内地“文革”方兴未艾，外交、港澳、统战工作几乎全面瘫痪，香港左派的激进行动使大批左派工人被解雇，生活陷入困顿。港资和外资公司迅速占领市场，大量内地中资公司和左派公司倒闭。左报取消副刊、武侠、“马经”这些“封、资、修”的内容，再加上港英政府的打压，导致销量大跌。统战功能完全丧失，左派电影公司及其经营的影院，也在极左文艺路线下纷纷倒闭。

左派抗议运动极端化，引发了香港市民对左派的不满和恐惧。众多本来就对共产党没有善意的香港市民阶层对港英政府的信任空前高涨。港英政府也从此调整了通过“高等华人”代管行政，垄断市场掠夺经济的殖民地思路，开始通过强化行政管理，系统性地改变香港人的认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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