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常洛闻】

第一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中联办）主任姜恩柱在2000年上任时曾经说过，“香港是本难懂的书。”回归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随着内地的发展，很多书中的难题已经有了答案。但共产党这一章，在香港仍然是禁忌中的禁忌：反对派听到如蝇见血，普通人听到避而远之，建制派听到欲言又止。

其实香港与中国共产党的距离比很多人印象中要近得多，甚至很多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大事就发生在香港。那么，与红色拐点如此接近的香港人，为什么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会是今天的这个样子？

1921-1945 黑暗中飘扬的红色旗帜

1920年代，香港作为自由港，法制松弛，经济发达，内地的纷乱对港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也影响有限，这个特殊大都市不自觉的包容性，给了各种力量闪转腾挪的空间，其中就包括新生的中共。历史上很多中共的高级领导人、高级将领都在革命的起伏中借助过香港的特殊环境化险为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香港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可以说从1921年中共建党开始，维港之畔就一直飘扬着看不见的红旗。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舞台上正式亮相。会上通过的《关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决议》中指出：“组织产业工会为我党基本任务。凡拥有一种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仅有一二家工厂的地方，可建立适合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同时，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在上海进行合法公开活动，党中央急需成立一个可以公开领导工人运动总机构，于是在1921年8月11日，“英美烟厂”罢工胜利第二天，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共产党》月刊第6号发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指出：“是由上海——中国产业的中心的一些劳动团体所发起的，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而且预言：“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工人们的世界”。

当时香港虽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但与内地之间往来紧密且边境管制宽松，三教九流都能找到容身之所。由于殖民政府和英资企业的垄断和压榨，香港本地劳资矛盾尖锐，本质上是英国政商垄断集团和本地买办为代表的大资本家，与产业工人、海员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当时香港华人海员长期遭受英资公司与包工头的残酷剥削及种族歧视，与洋人海员同工不同酬，工资不到洋人海员的五分之一，还常遭受凌辱、打骂及克扣工资，没有职业保障可言。所以从建党开始，中共就全力在香港发展工人阶级党员，并且为维护香港海员的利益，组织了工会和罢工斗争。

港英殖民政府人口普查资料，1922年香港在册人口不过63万余

1921年9月和11月，香港渣甸和太古船务两大英资公司的华人海员两次向资方要求加薪被拒。1922年1月12日，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组织者中有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以国民党人身份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邓中夏，香港海员工会会长苏兆征）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薪，工会可以介绍工作，签订合同时工会有权代表工人等三项要求，遭到船务公司拒绝后，工会宣布罢工。短短一周内，123艘轮船、6500名海员参与罢工，致使香港往英、法、美、日、荷的远洋航线和广州、江门、梧州等内河航线完全瘫痪。

香港海员罢工爆发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伸出援手，联络协调全国予以支持，并以中共广东支部名义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号召工人群众坚持到底、团结一致、严守秩序、注重自治，使罢工斗争能够有理、有节地进行。香港各行业工人为支持海员斗争，运输工人、产业工人等也加入同盟总罢工。到3月初，总人数超过十万人，从蔬菜米面到交通运输全线告急的港英政府管治陷入瘫痪，连港督府都只剩下两名华人佣工，威尔士亲王在4月访港的行程也被迫推迟。

中共广东支部发表《敬告罢工海员》书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

罢工期间，港英治下的资本家企图在上海招新工人到香港，顶替罢工海员的工作，香港海员工会急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促请设法劝阻上海工人来港。书记部李启汉和进步海员朱宝庭等人深入上海海员当中，宣传“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不能坏工人的事”，抵制了香港资本家破坏罢工的阴谋。在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京汉、京奉、京绥、陇海、正太等铁路工人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他们开大会、发电报、广为募捐，积极支援海员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在火车头上竖起写有“援助香港海员”6个红字的大旗，从北京一直飘扬到汉口，又从汉口飘扬到北京。

当时的港督司徒拔面对罢工采取强硬手段，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颁发戒严令，封闭海员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导人，限制工人离开香港时所携带的现金金额。3月4日，因为火车停驶，罢工工人步行返回广州，途径沙田时，遭到英国军警开枪射击，致使6名工人丧命，数百人受伤，史称“沙田惨案”。案发后民意鼎沸，罢工继续扩大。迫于形势，港英当局不得不于3月8日接受海员提出的要求，这场震撼中外的五十六天大罢工以工人的全面胜利结束。

香港海员大罢工是星星之火，随后，上海、武汉、广东、湖南、直隶等省市和航运、铁路、采矿等行业工人的罢工斗争风起云涌，合计一百余次，参加人数在三十万以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强调做好香港产业工人工作，使之成为反帝斗争的强大力量，并决定在港成立党组织。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中国各地旋即爆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浪潮，并成为诱发省港大罢工的主因。中共中央再次委派中华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邓中夏、香港海员工会会长苏兆征等组成团队，召集香港各工会，联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并在罢工委员会中组建中共党员为领导核心的党团委员会，同时在罢工工人中大力发展中共组织。

6月19日起，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首先罢工，接着其他行业的工人也纷纷响应，有逾十万名工人在苏兆征等人的率领下罢工返回广州。罢工委员会运用罢工、排斥英货、封锁香港三项有力武器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工人纠察队在各海口驻防，东起汕头，西至北海，对千里海岸线实行封锁，使香港经济活动陷于全面瘫痪，航运停顿，进出口贸易锐减，商业萧条。

6月中，中共党员蓝裕业、周文雍奉派到港，协助中共香港青年团组织发表《援沪宣言》，并成立“学联”发动学生罢课。皇仁书院、圣保罗、圣士提反等书院的学生纷纷响应，连同其他各中小学共有三十所学校的教师及学生近万人参加了罢课斗争。身为中共青年团广东区委执行委员、宣传委员的蓝裕业，还协助共青团香港地委编印《香港学生》月刊，并担任《工人之路》周刊的总编辑，宣传中共政见主张，团结指导学生、工人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全心全意为港人谋福祉的罢工也得到香港各阶层的大力支持支持，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给予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仅11、12两个月，香港宣告破产的商店达3000余家，股票、地产急速贬值。港英当局财政收入萎缩，1925年财政赤字达58万英镑。

为了支持北伐战争，1926年10月初，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停止罢工。10日，罢工委员会召集群众大会，宣告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这一世界工运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罢工历时16个月，根据《泰晤士报》在1927年4月作的估计，省港大罢工给港英当局造成了1亿英镑的经济损失。

当时中共在内地还不能公开活动，在香港的组织工作也有一定的掩护，港英治下的报纸、杂志也不会给中共的活动和罢工的成果留下正面的描写。当时香港各个阶层自发动员支持罢工，工人、小商贩积极投身工运，学生、进步青年全面同情支持工人虽然是不争的史实，但他们对中共的认知应该还相当有限。反而是英国人尝到了中共的厉害，见识了中国内地、香港广大人民的真正力量。

港督司徒拔深信罢工是中共在背后组织，一直要求英廷出兵，武力威逼有共产党人参与的广州政府，还要求英廷向中国政府行贿，剿灭内地的反英活动，均遭到英廷驳回，不久还把任期届满的司徒拔撤换，派出了与中国人打交道更多的金文泰出任港督。这肯定不是因为英廷有意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网开一面，而是英廷在思考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思考能否用武力之外成本更低的方式，更长久地霸占香港。

随着大革命进程的起伏，香港在历史上的角色也越来越特殊。1927年，宁汉分裂，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清党，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后部队转移到广东，遭遇国民党军包围，部队被数倍于己的敌人打得惨败，周恩来当时还患了严重的疟疾高烧昏迷，叶挺、聂荣臻等通过潮汕将周送到香港，扮作上海商人，居住在尖沙咀广东道，后来将周送进圣德肋撒医院治病，修养完好后，周恩来才返回上海参加中央机构的工作。

1927年下半年开始，为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共广东省委、南方局相继搬迁到香港。当时的香港群众基础良好，国民党特务有所顾忌，中共机构能得到有效的保护。毛泽东1927年上井冈山建立中央苏区，中共中央设在上海，上海中央和中央苏区的联络，就是靠经过香港的秘密交通线维持，中南方向有四条支线，全部从上海经香港后再分散至汕头、深圳等地。而且香港作为英治自由港，给收集信息、护送人员、购买药品、运输武器提供了巨大方便。

电视剧《绝密使命》描写的“中华苏维埃的血脉”红色秘密交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