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七年间，整个考古学界研究基本停滞。但由于生产、生活并未停歇，田野考古工作虽然受到了极大冲击，但并未曾中断，甚至于有妇好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这样的重要发现。一九七二年后，形势稍稍宽松，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坚持和引领下，重要遗址的主动性工作，陆续恢复并持续进行。

长沙马王堆汉墓挖掘现场

到“文革”结束前，还有一个并不显见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即科技检测分析的团队组建和研究准备，通过各种科技手段，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扩充各类考古遗存的信息范围，使各类无“拼图”价值的零散资料焕发新的意义。考古所和北大不但拥有了自己的碳十四年代实验室，还有了多种科技分析手段，甚至出现了利用卫星、飞机航拍寻找遗址，利用“蛙人”搜索沉船的考古工作。夏鼐对此感慨万千，乃至于引用傅斯年的期盼，强调当时的工作“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考古事业在沉静、稳妥地前行，对新发现的解释和分析却相对沉寂。然而，研究低迷不等于终止，许多学术问题也因之有足够的时间在学者胸中沉潜和积淀，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一九七七年开始，中国考古学的工作基本上恢复正常，学术活动也陆续展开，学术讨论、论辩逐渐常态化，学术研究活力逐渐增强，学者们期盼了十多年，可以自由讨论、活跃与绽放的时代终于到来，学术讨论、论辩逐渐常态化，学术研究活力逐渐增强。对于夏鼐和苏秉琦而言，如何利用好研究环境，引导学科的发展是当务之急。

按照苏秉琦的想法，数十年积累的考古资料已经显示各地“古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是连绵不断、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不是一刀切的，也不是一条线发展下来的”。因此，在一九七九年，他就提出考古工作改革有三件大事时不我待：“一是全国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二是原始社会的解体与阶级、国家的产生，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还有）一点希望是：全国分区开展学术活动。”这个想法，与他在五十年代对全国秦汉遗存的分区研究方法一脉相承，也被后人形象地比喻为“画圈圈”。

一九八一年，他将这一思路概括为“区系类型”学说，提出“‘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及部分青铜文化，做了全局性的归纳和划分，将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转化为历史演进的框架构建。这一学说，迅速引起了全国考古学界的极大反响。他的学生张忠培、李伯谦等将这种思路进一步阐发，分别提出“考古学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法”和“青铜文明结构体系”研究。甚至远在西南地区四川大学的童恩正，也在这一学术路径上提出广受中外学者赞誉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这些理论探索，无疑都是在探索考古学与其他学科联结的方式，并赋予考古资料以历史意义。

良渚文化玉钺上的神徽纹样（来源：wikipedia.org）

随后的二十年中，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考古的田野工作进入了多点开花的阶段，一系列新发现令人耳目一新。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将不断涌现的零散、新见考古学资料“系谱”化、“体系”化，寻找各地时空框架的空白，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认识其意义，成为全国考古工作者的共识。田野考古资料积累到这个时期，开展聚落考古研究已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聚落内部格局与历史演变、不同聚落之间的关系研究，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的不同遗址中展开实践。而在考古学编年体系研究基本完成的基础上，对于考古资料的认识程度自然深化，也必然带来新的问题。严文明在这时开始率先意识到，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圈的形成与各地的自然环境相关，背后决定因素，是因环境而产生的不同经济生产类型差异，而不同的经济形态造成了中华文明的演进道路与模式会有不同。

这些变化，在经历了新世纪前二十年的考古实践与研究后，逐渐显现出学术影响力。类似良渚大城、石峁、金沙、东山村等遗址在新的发掘和研究理念下有了突破性进展。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获取了越来越多的细节信息，令人叹为观止，纠正了不少过去的猜想。不但国外同行能与中国同行深度合作进行研究，中国自己的考古队也已坦然开始走出国门，在二十多个国家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与一百年前相比，中国考古学有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学科发展至此，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范式出现了三个显著的变化：其一，是学术议题凝练，细密构建各地考古学文化谱系，选择代表性遗址进行农业起源、聚落演变探索和开展中华文明的起源研究，成为学术界最为关注的课题；其二，是国门开启，考古学家与国外同行开始交流，从研究内容上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众多学术问题需要在理论、方法和技术上进行调整；其三，是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特别是将现代科技广泛应用于考古实践，以期获得更多的信息。

这二十年中，考古学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探索“人类起源和早期发展”“农业起源”“中国古代文明、国家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研究重任。以物质文化资料为基础，“重建史前史”甚至先秦史已成为考古学家的共识。考古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思考古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经历了与其他文明相似的道路。换言之，古代中国是否可以采用其他古代文明体发展阶段的研究理论、模型甚至术语。这种思考影响下的“多线进化论”在新世纪逐步由考古学界扩展到整个中国学术界。

同时，考古学家已经将对社会的“定性研究”，转入对社会的过程研究，思考遗存物化形态的背后，中国古代社会的运转、交流过程如何，社会样态与运行机制究竟如何，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演进模式与过程等问题。也正因此，非传统史学底色的“小历史”、社会史话题在历史时期的考古学话题中也正积极尝试。这些研究范式和观察视角的变换，带来了两个直接问题：考古资料所见的中国古代社会与文献记载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契合；国外既有理论能否适用于中国实际。

这两个尖锐的问题，带来了近二十年中国考古学的两个主要分歧。针对传世文献，有两种态度：一种倾向认为传世文献多不是“共时”记载，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真相，因此提倡尽量不使用文献而回归“考古学本位”或“纯粹的考古学”，摆脱考古学“证经补史”的取向；另一种态度则认为，不能以普适性的否定态度对待所有文献记载，文献记载哪条有问题，就具体分析哪条，在“历史语境下”和史料甄别基础上与考古学资料互动研究。

对国外既有理论，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主张采用或借用国外既有理论来总结中国问题；而另一种，则对由具体问题、具体材料的分析所得的规律性认识更为执著。如果以个案说明，则近两年围绕中华文明与国家的起源、夏文化研究两个议题，可以看到这两大分歧的针锋相对。

十余年来的论争，目前未能达成共识。但两个分歧的背后，实际上都隐含着一层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或者“对话”的意味。毕竟从世界范围内观察，理论的话语权仍在西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终究需要面向全世界开放，并得到评判。赵辉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相当清醒，他提出“产生在西方资料基础之上的概念在是否可以恰如其分地概括中国文明的性格方面，是大可怀疑的”，认为与其在概念的笔墨官司上耗费时间，不如通过对考古资料研究作为基础，建立自己的历史理论。考古学大发展到了当前，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也遭逢“林中路”的彷徨与挑战。

可以说，中国考古学对物质遗存的研究，正在李济所期盼的第二、三阶段间行进。各地看似散乱的资料已经纳入了文化发展史意义的时空框架之中，考古学者已经开始从不同角度考虑这个格局如何与中国古史对应，以及它们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作用问题。可以预见，再过二十年，中国考古在重大议题上的认识、理论发展、多学科信息提取以及数字信息化方面必然会有长足发展，结论与成果的多元也将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但无法预测的是，在原始资料体系化，文化发展与格局认知工作基本完成之后，多元理论带来的多元阐释体系和堪称海量的新信息，在未来将会如何重组？在不同或零散或断裂的片段甚至体系中，历史的整体形态和意义如何表达，“个案”如何关联“大局”？以既往一百年的发展观之，中国考古学进入了新阶段，但理论整合与跨学科的话题疏通工作才刚刚开始，这可能正是考古学认知模式和理论建构的必经阶段。

【本文原刊于《读书》2021年7期新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