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怀颖】

一百年前，初春四月，瑞典人安特生骑着毛驴二进仰韶村。他定想不到，一百年后考古学在中国这般地欣欣向荣，他更意识不到，自己接下来在仰韶村的工作，会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那时，考古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科还不足百年。这门以物质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非常年轻，但自诞生即迅速被知识界理解和接纳，进而影响史学界，修整固有认识。这在讲究积淀和传承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不多见的。

安特生（来源：kknews.cc）

年轻而小众的学科，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迅速博得学术界的青睐？又会以什么样的状态迎接未来？作为中国考古学从业者中年轻的一员，无论是出于对自身前景的焦虑和危机感，还是一颗纯然的好奇心，都不由自主会去思考这些问题。虽然仅过了百年，与最初的样态相比，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变化显然超出了学科出现时的预设，发展也远非线性，以工作目标和学科进展为线索，粗线条勾勒学科发展的路线图，回望来时路，了解当下瓶颈，为未来保存过去，或许是解题的一种方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考古学起步之时，从业者少，在梁思永回国以前，甚至没有真正具有田野考古发掘经验的科班毕业生。职业工作人员少，工作重点就一定得拣最紧要的干。陈星灿和孙庆伟在总结这一时段学术史时不约而同注意到，无论是李济，还是傅斯年，均着意于“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而最核心的工作目标，是傅斯年所总结的“材料最重要”。可以说，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中国主动性考古工作，如西阴村、城子崖，以及殷墟和斗鸡台的调查发掘，无疑都是基于寻找“中国文化的原始”这一问题展开的资料积累性探索。

以新材料带动新问题，再通过解决新问题寻找新材料，进而“有现代科学的发生”。对考古学来说，发现与研究之间往往并不匹配。对各类遗存的认识和理解滞后于发现，理论的凝练与提升更需在若干认识和理解沉潜之后方能产生，研究的突破不会一蹴而就。按照傅斯年的设计，选择殷墟发掘，是因为它“是考古学上最好的标准时期，便于研究的人去比较……以殷墟发掘的陶器做标准，推出其他地方陶器变更的情形，及其时代关系，可以推定其时文化是什么样的”。虽然殷墟时代性质明确，但由于发掘所获的陶片、石器等资料零散，且因当时的发掘技术水平低、规范程度差，所以发掘资料很难真正被利用起来。

1928年秋，殷墟第一次发掘，董作宾（右）及李春昱（左）测量绘图（来源：collection.sina.com）

一九四九年之前，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效工作时间不多，夏商周以外各时期遗存的田野工作并不系统，对新发现的文化多样性关注严重不足。但当年的第一批中国考古人，却对这些考古资料充满信心。

殷墟、斗鸡台的发掘不仅在实践中基本确立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发掘与整理方法、流程，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基础，还培养了人才队伍，组建了中国考古学的人员班底，对一九四九年以后考古学发展影响深远。后冈和城子崖“三叠层”的发现给他们极大的鼓舞，散碎的资料已经能看出编缀的可能。

李济对这些看似零散资料的意义十分看重，提出未来要将各类发掘资料“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是考古家所做的第一步工夫。他们的第二步工夫，就是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事实连缀起来。这几年中国古史所辩论的完全是如何联缀起来这些地下出土的若干新资料”。

以傅斯年、李济的既定目标衡量，初创阶段的中国考古成就有二：其一，是确认了仰韶、龙山、小屯的早晚关系，形成仰韶、龙山文化东西二元对立的学说，并由此衍发出夏、商、周三代文化并非一脉相承的新认识；其二，明确了殷墟作为中国考古学物质文化辨识基点的地位。

在李济的心目中，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过程应当有三个阶段：“一、如何把这些材料本身联起来；二、如何把它们与传统的中国史实联起来；三、如何把它们与整个的人类史联起来。”但他没有想到，这个目标将在后续的九十年中缓慢而持续地指引现实工作。

1929年12月8日，殷墟第三次发掘，大连坑工作情形，右坐者为李济（来源：collection.sina.com）

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六年之间，“考古工作，是在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推动下进行的。田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对各地古代遗址的分布情况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由于主动的和配合基本建设抢救保护性质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工作集中在长江和黄河流域，所以这一阶段考古工作重点和最大成就，在于初步辨识上述两区域主要考古学文化类型。通俗地讲，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在较大的范围内“认东西”。

一九五三年，夏鼐就当时的考古工作现状提出今后几年内努力的方向，其中“除了配合国家建设工程发掘地下文物加以整理研究之外”，主动性的研究“应该以新石器时代、殷代和两周为重点，尤其着重西周”，同时应学习苏联，做大规模的完善的发掘，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手段解决考古学问题。类似半坡、庙底沟、屈家岭、大溪、二里头、药王庙、丰镐、汉长安城等新发现遗址或新开辟的工作地点，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甚至在华南、西南和北方草原地区，也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工作，认识到这些地区原始文化十分复杂。与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新的考古发现已不局限于几个遗址点，而是以区域甚至流域展开。这些新发现，是完成黄河、长江、西辽河等地区以考古学资料进行考古学文化编年“拼图”的主体材料。

但同时，新发现也带给考古学家新任务，他们需要给这些新发现以正确的时空定位，并对其相互关系做出解释。因此，考古学家的首要工作，是构建中国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坐标网，识别各类新发现。但以当时的研究能力，还不足以对这些新发现的文化差异和相互年代关系做出准确与全面的结论。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定稿付印的、代表新中国十年考古成就的总结性著作《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重点就只能做到介绍各地新识别出的新考古学文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研究不关心不同考古学文化间的关系。那时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不承担具体田野发掘任务，但却因为教学和科研的双重需要，在苏秉琦等人的统一设计下，利用考古学资料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尝试构建不同时空的物质文化格局。一九六〇年七月，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由师生合编的《中国考古学》（初稿）讲义铅印发行。这份讲义是中国考古学年代最早、最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在讲义中，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尝试对当时可见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给出相对细致的时间、空间定位，并尝试对它们的关系进行梳理。

《战国秦汉考古》参考图（来源：ishare.iask.sina.com）

其实，当时以苏秉琦为代表的考古学教师，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构建各时段考古学遗存的谱系，进行区域化的分析，而非单独处理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问题。比如，苏秉琦主撰的《战国秦汉考古》讲义已开始对不同地区的战国至秦墓葬材料相对年代关系进行排比，并分别将战国、西汉、东汉时期的遗存划分为不同的区块。同一时期，严文明对仰韶文化，邹衡对夏商关系，俞伟超、高明对东周秦汉墓葬，宿白对六朝隋唐墓葬、石窟寺，不但自己亲自动手，研究年代与地区框架与差异，还有意识地组织高年级学生以毕业论文方式分时段、分地区进行“阵地战”式的逐个清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十年代以后成熟的各种区系类型研究方法，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初基本上都已经在北大师生群体中有了初步尝试。这个过程，加速了对中国物质文化遗存时空框架的“拼图”过程。接受系统训练的学生，毕业后星散各地的同时，也将“缀合碎片”的方法和理念带往各地，引导了全国的考古工作，解决了各地最迫切的需求。